第35章 凯里灭门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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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凯平与黄德坤年龄相仿，同样出生在凯运公司职工家庭。两人曾在凯运公司第三车队一起做修理工。潘凯平性格内向，话很少，对黄德坤非常信任，几乎对他言听计从。

安坤则与这两人不同，他学习成绩优异，初中毕业后继续升学，考入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公安系统工作。1997年，安坤调任大十字派出所副所长，成为了一名配枪警察。

根据警方的调查，黄德坤和潘凯平因经济困难，决定通过抢劫来改变命运。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为安坤，因为他有配枪，抢走他的枪可以为后续的抢劫行动提供便利。两人在一个废旧民房中进行了抢劫演练，然后在1998年10月17日深夜，埋伏在安坤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将其杀害并抢走配枪。

在杀害安坤后，黄德坤和潘凯平原本计划抢劫银行的运钞车，但由于安坤被杀一案在当地引起轰动，银行加强了警戒，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在踩点过程中，黄德坤注意到了乐贵建，认为他家庭条件优渥，是理想的抢劫目标。

于是，两人开始跟踪乐贵建，摸清了他的家庭住址和作息规律。1998年12月1日，他们按照计划闯入乐贵建家中，实施抢劫并杀害了乐贵建一家和刘巧云。

六、凶手的双重生活：从罪犯到 GY

黄德坤在犯下"凯里两案"后，不仅没有逃离凯里，反而开始了一段令人意想不到的"仕途"。2000年左右，他成为凯里市经济开发区的一名司机，为领导开车。这个看似普通的工作，成为了他后来晋升的起点。

黄德坤的"贵人"是 洪 金洲，他当时担任凯里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 副 主 任，后来升任凯里 市 长、黔东南州 副 州 长。黄德坤通过为洪金洲开车，逐渐获得了他的信任。2007年，在洪金洲的 关 照 下，黄德坤进入开发区城乡管理局任职，负责拆迁工作。

黄德坤在拆迁工作中表现出的强硬作风，让他得到了上级的赏识。他敢于面对"钉子户"，甚至不惜使用暴力 手段解决问题。这种不择手段的工作方式，使他在官场上迅速 晋升。2011年，黄德坤升任开发区城管局局 长、党 支部 书记。

在担任城管局局长期间，黄德坤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他帮助三哥黄德凯承接工程，从中获利。他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一张大学文凭，为自己的晋升铺平道路。此外，黄德坤还购买了豪华别墅，生活奢华。

令人震惊的是，黄德坤在担任公职期间，仍然保持着犯罪时的暴力倾向。据报道，洪金洲家中曾两次被盗，损失财物价值数百万元。洪金洲怀疑是黄德坤所为，但黄德坤拒不承认。此外，黄德坤还曾按照洪金洲的指示，将一名派出所所长的鼻梁骨打断。

2013年，洪金洲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落马。然而，黄德坤却没有受到牵连，继续在官场中混迹。2015年8月，他调任凯里市棚户区改造办 副 主任，保留正科级。这次调任被认为是一次明升暗降，可能是因为他与新领导的关系不睦。

黄德坤的双重生活最终在2016年结束。这一年，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随后被发现是"凯里两案"的凶手。在接受调查期间，黄德坤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冷静和条理。他在回答问题时，总是使用"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等条理分明的表述方式，被旁听者称为"满口官腔"。

七、犯罪心理剖析：动机与行为

黄德坤和潘凯平为何会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心理因素。首先，经济压力是促使他们犯罪的主要动机。黄德坤在歌舞厅失火后负债累累，急需资金来偿还债务。潘凯平同样面临经济困境，两人一拍即合，决定通过抢劫来改变命运。

其次，嫉妒和不满也是犯罪的重要原因。黄德坤与安坤是儿时玩伴，但安坤在学业和事业上都比他成功，这可能引发了黄德坤的嫉妒和怨恨。此外，黄德坤曾向安坤求助调查歌舞厅火灾原因，但安坤未能给出令他满意的答复，这进一步加深了他的不满。

第三，黄德坤的性格特点也是犯罪的重要因素。据同学回忆，黄德坤从小性格孤僻，沉默寡言，但好勇斗狠，下手狠毒。这种性格使他在面对挫折时，更容易采取极端手段解决问题。此外，黄德坤曾学习武术，力气很大，这使他在犯罪时更加自信和残忍。

第四，潘凯平的依赖性人格也是案件发生的因素之一。潘凯平性格内向，缺乏主见，对黄德坤言听计从。这种依赖关系使他在黄德坤提出犯罪计划时，没有能力拒绝，最终参与了这起恶性案件。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黄德坤和潘凯平的行为符合"挫折-攻击"理论。他们在面对经济挫折和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况下，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进而通过攻击行为（抢劫和杀人）来释放这种挫折感。此外，他们选择杀害安坤并抢走他的配枪，也反映了他们对权力和控制的渴望。

值得注意的是，黄德坤在犯罪后不仅没有表现出悔意，反而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官场，并在其中如鱼得水。这种行为可以用"道德脱离"理论来解释，即个体通过一系列心理机制，使自己的行为与内在的道德标准相脱离，从而减轻罪恶感。黄德坤可能通过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如"安坤对不起我"）和责任转移（如"这都是为了生存"）来减轻内心的谴责。

在被捕后，潘凯平表示18年来他一直寝食难安，深感罪孽深重，尤其是最近几年，头发掉了很多。这表明他的内心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相比之下，黄德坤在庭审中表现得更加冷静和理性，甚至提出愿意对受害者家属进行经济补偿。这种差异反映了两人不同的心理状态和应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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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正义的审判：法律制裁与社会影响

2018年2月11日，轰动全国的"派出所 副所 长被杀案"和"凯里银行 行 长灭门案"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以抢劫枪支弹药罪、抢劫罪、受贿罪和贪污罪对黄德坤提起公诉，以抢劫枪支弹药罪、抢劫罪对潘凯平提起公诉。

在庭审中，黄德坤和潘凯平对抢劫枪支弹药罪和抢劫罪供认不讳，但黄德坤对受贿罪和贪污罪的指控提出了异议。黄德坤在最后的自我辩护阶段表示，自己对不起受害者及家属，愿意对受害者家属进行经济上的补偿。潘凯平则表示，这18年来他一直寝食难安，深感罪孽深重，如果执行死刑，希望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红十字会，把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人。

2018年7月30日，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黄德坤、潘凯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一判决体现了法律对严重暴力犯罪的严厉打击，也为受害者家属带来了迟来的正义。

"凯里两案"的侦破和审判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首先，这起案件展示了中国司法系统的坚持和决心。尽管案件历时18年，但警方从未放弃，最终通过技术进步和不懈努力将凶手绳之以法。

其次，案件也引发了人们对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的思考。黄德坤作为一名罪犯，竟然能够进入官场并一路晋升，这背后反映了当时干部选拔和监督机制的漏洞。洪金洲等官员对黄德坤的提拔和关照，也暴露出了权力滥用的问题。

第三，案件还引发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和价值观教育的关注。黄德坤和潘凯平的犯罪行为，与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如何在青少年时期就培养健康的心理和正确的价值观，成为了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

此外，案件也对公众的安全意识产生了影响。乐贵建一家的不幸遭遇，提醒人们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尤其是对陌生人的警惕性。同时，案件也展示了现代刑侦技术的进步，让人们对社会治安更有信心。

最后，案件还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它推动了刑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干部选拔和监督机制的完善，也强化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