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泉府定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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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央冬深议货殖，泉府新立动朝仪。

金帛价争庭辩烈，钱粮策定国基丕。

老臣守成忧剧变，新锐锐意赞良规。

圣心裁断衡四海，富国通商正可期。

公元238年，肇元二年，时入深冬，长安连降大雪，琼装素裹，将未央宫的巍峨殿宇妆点得一片肃穆。然帝国的心脏却未曾因严寒而放缓搏动。东征带来的巨额财富已陆续入库，如何有效管理、运用这笔空前庞大的资本，使其真正惠及国计民生，成为未央宫内最核心的议题。

宣室殿内，炭火烧得正旺，驱散了严冬的寒意。刘禅与丞相诸葛亮对坐，中间御案上摊开着户部、大司农府呈报的诸多文书，以及几份字迹迥异的密奏。

“相父，”刘禅将一份来自益州商会的陈情书推向诸葛亮，“你看，自东征财货流入，民间交易活跃，本是好事。然各地金、银、铜钱比价混乱，奸商巨贾趁机囤积居奇，低买高卖，甚至私铸劣钱，百姓深受其害。蜀锦换辽东人参，竟需先以铜钱换银，再以银换金，其间损耗，大半落入钱贩之手。长此以往，恐伤民力，乱市易，亦损及朝廷赋税。”

诸葛亮羽扇轻摇，神色凝重：“陛下明察秋毫，此确为眼下大患。货币之乱，甚于洪水。以往朝廷虽铸五铢钱，然各地私铸、剪边、劣钱充斥，加之前朝董卓坏五铢更铸小钱之遗毒未清，民间信任本就不足。如今海量金银涌入，若无妥善管理，其乱更剧。”

他顿了顿，从袖中取出一卷帛书：“此乃臣与户部、大司农府诸臣工，并咨询了一些通晓西域、南中贸易的商贾后，草拟的《泉府疏略》，请陛下御览。”

刘禅展开帛书，仔细观看。其核心便是建议仿效《周礼·地官》“泉府”之制，并参酌先秦圜法、管仲之策，设立一个由朝廷主导、直属中央的金融机构，名曰“大汉皇家银行”，总揽货币发行、金银兑换、国库收支、官民借贷、平准物价等职能。

“设立‘银行’……统一发行新五铢钱，足重足色，逐步收回旧钱劣钱……规定金银与铜钱之官方比价，并以此价无限兑兑……”刘禅边看边沉吟，“更以国库金银及未来赋税为储备，发行‘金钞’、‘银票’，便于大额商贸及异地汇兑……妙！此策若成，则货币之权尽归朝廷，市井可清，商旅便利，国库亦多一稳定财源！”

诸葛亮补充道：“然此策关乎国本，牵动极大。尤其是定立金银铜之比价，更是重中之重。价高则利于有金银者，多为豪强富户；价低则利于用铜钱者，多为平民小户。其间分寸，拿捏不易。且骤然统一币制，必定触动无数以钱生钱、操弄市价者之利益，朝堂之上，恐有非议。”

刘禅合上帛书，目光坚定：“利国利民之事，纵有万难，亦当行之。相父可先将此疏略核心，交于蒋公、费公等重臣阅看，听听他们的意见。三日后大朝会，朕将亲提此事，集思广益，务必定下章程。”

三日后，朔日大朝会。

未央宫前殿，百官依序肃立。虽然殿外风雪呼啸，殿内因议及东征封赏余绪而尚存几分热气，但当刘禅提出欲设立“大汉皇家银行”，统一币制，定立金银官价时，整个朝堂瞬间如同被冰雪封冻，旋即爆发出巨大的争议波澜。

大司农先出列，表示支持：“陛下圣明！丞相深谋！如今市面钱法混乱，劣钱驱逐良钱，百姓困苦，国库征收赋税亦时常因折算问题而亏损。若能设立泉府，统一发钞定价，则国库收支清晰，市场交易顺畅，实乃富国强民之良策！”

话音刚落，一位出身兖豫大族的御史大夫便高声反对：“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货币之行，自古乃由民间自然形成，官府强行定价，岂非与民争利？更何况，金银乃天下通行之宝，其价岂能由一纸诏书而定？若官价与市价不符，必生黑市，徒增扰乱！且发行纸钞，前代并非无有尝试，宋之交子、金之宝券，最终皆因滥发而形同废纸，坑害百姓，前车之鉴犹在啊！”

又一位掌管宗庙礼仪的老臣颤巍巍出列：“陛下，《尚书》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玉食尚需有度，何况发钞之权？此乃代天立言，操弄万物之价，非人主所宜轻为。恐干天和，招致灾异啊！”

支持者则立即反驳：

“荒谬！岂能因噎废食？前代交子、宝券之败，在于无足够金银为本，滥发无度！今我大汉有高句丽巨额金银为储备，岂可同日而语？”

“与民争利？正是要与那些囤积居奇、盘剥百姓的奸商争利！将此利争归于国，用之于民，方是正途！”

“货币之权，乃国之重器，岂能放任自流，由豪强操控？陛下收此权于中央，正是圣主所为！”

朝堂之上，迅速分化成数派：

一派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部分务实官员为核心，力主改革，认为此乃整理财政、巩固国本、惠及百姓的必经之路。

一派则以部分儒家守旧老臣、地方豪族出身的官员为代表，忧心忡忡，认为此举过于激进，违背经济自然，恐引发动荡，且损害其背后宗族依靠钱粮兑换获得的利益。

还有一派则持中立观望态度，认为想法虽好，但操作极难，尤其是金银比价如何定立，关乎天下财富重新分配，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争论的焦点，迅速集中在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上——金银兑换的官方比价，究竟该如何定？

一位来自益州的官员拿出数据：“据臣了解，目前蜀中市面，因与南中、西域贸易，金银流通较多，大致维持在一两黄金兑换八两至九两白银之间。然波动甚大。”

一位来自幽州的官员则言：“北地情况不同，银价稍贱，一两金往往可换得十两甚至十一两银。”

又有官员道：“此乃地域之差！若定官价，需取一中数，然取何处之中？若定一比八，则北地持银者亏；若定一比十，则蜀中持金者损。更何况，还有与铜钱之比价！如今一金大致值万钱，一银值千钱，然各地铜钱成色不一，实际价值相差甚远！”

朝堂之上，顿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账房和市场，各方引据数据，争论不休。有主张金贵银贱，利于国库储备（因东征所获主要为黄金）；有主张应稍稍提高银价，利于民间小额交易和抑制金融寡头（因大宗黄金多在富户手中）；更有甚者，提出应分地域设定不同比价，但立刻被驳斥为制造新的混乱。

刘禅高坐御榻，静静聆听着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辩论，目光扫过激烈争论的群臣，心中不断权衡。他看到诸葛亮稳坐钓鱼台，并不多言，显然意在让各方充分暴露观点。他也看到一些年轻官员，如刚刚被调入户部观政的李文，以及作为太子舍人列席的李铮，虽官职低微不敢妄言，却听得极其专注，眼中闪烁着思考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