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实操首战,一鸣惊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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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阳光愈发炽烈,将赛场地面烤得滚烫,连空气都微微扭曲着。理论答辩被安排在下午两点,地点在农业局那间还算通风的会议室。经过上午紧张刺激的实操,选手们脸上的表情各异,有孙建国般的志在必得,有马向东式的跃跃欲试,也有不少人面露疲态和忐忑。
廖奎坐在会议室靠窗的位置,手里捏着谢薇给的那张纸条,上面娟秀的字迹仿佛还带着她指尖的温度和淡淡的雪花膏香气。他强迫自己收敛心神,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可能被问及的理论难点上。谢薇整理得很细致,不仅列出了问题,还标注了答题要点和可能引申的方向,甚至提醒了他某些容易触碰政治敏感区的表述方式。这份心意,沉甸甸的。
李主任坐在他旁边,低声嘱咐:“答辩的时候,沉着,条理要清楚。有些问题,不一定非要答得多么高深,但立场一定要正确,明白吗?”
“明白。”廖奎点头。他懂李主任的意思,在这种场合,有时候“说得对”比“做得好”更重要,尤其是对他这种成分敏感的人。
会议室的挂钟指针终于指向两点。评委们鱼贯而入,在主席台就坐。除了上午见过的几位技术评委,那位政工科的黑框眼镜干部果然也在,他坐在郑副主任旁边,面无表情地翻看着手里的选手资料。
答辩开始。规则是随机抽题,现场回答,评委可以追问。
前面几个选手的答辩中规中矩。轮到孙建国时,他抽到的题目是关于“猪瘟的预防与扑灭措施”。这正好撞到他的枪口上,他立刻口若悬河,从病毒特性讲到免疫程序,从隔离消毒谈到扑杀无害化处理,引用了大量数据和国内外(主要是苏联)文献,理论扎实,逻辑严密,赢得了评委们,特别是几位技术评委的频频点头。那个政工科干部也难得地没有挑刺。
孙建国下来时,腰板挺得更直了,看向其他选手的目光带着毫不掩饰的优越感。
马向东抽到的题目是“如何提高仔猪成活率”。他挠了挠头,瓮声瓮气地开口:“这个嘛,没啥诀窍,就是个细心!母猪下崽前,圈舍得弄暖和干净,接生的时候手要快、要轻,脐带处理好,别感染。生下来就得让它赶紧吃上初乳,那玩意儿金贵!平时多看着点,弱崽单独照顾,弄点米汤啥的喂着……”他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土办法,虽然没什么高大上的理论,但句句来自实践,朴实管用,几个来自基层的老评委听得直捻胡子。
不过,当一位评委追问“为什么初乳重要”时,马向东卡壳了,憋了半天才说:“老辈都这么传下来的,吃了就是好,不容易得病!”引得台下传来几声低笑。政工科干部皱了皱眉,在本子上记了点什么。
廖奎的心微微提了起来。他知道,马上就轮到自己了。
“下一位,红星公社,廖奎同志。”
廖奎深吸一口气,站起身,走到答辩席前。他能感觉到无数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有好奇,有审视,也有来自后排谢薇那鼓励的眼神。他抽出一个信封,打开,取出里面的题目纸条。
看清题目的瞬间,廖奎心里咯噔一下。题目是:“请结合实际情况,论述技术工作如何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谈谈个人思想改造与技术提升的关系。”
这根本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这是一个披着技术外衣的政治考题!直指他的“成分”和思想立场!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题目的刁钻和潜在的危险性。李主任在台下攥紧了拳头,脸色发白。孙建国嘴角勾起一丝看好戏的弧度。马向东则担忧地看着廖奎。
坐在角落的谢薇,呼吸也微微一滞,她知道,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那个政工科干部推了推眼镜,目光锐利如刀,紧紧盯着廖奎,准备捕捉他言语中的任何一丝“不纯”。
廖奎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了几下,但他强迫自己迅速冷静下来。脑海中飞快地闪过老王头的“夹紧尾巴”,李主任的“立场正确”,谢薇纸条上提醒的“避免敏感表述”。他不能慌,不能硬顶,也不能空洞地喊口号。
他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组织语言,然后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向评委席,缓缓开口,声音清晰而稳定: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我认为,技术工作‘为人民服务’,首先就要解决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他没有直接谈大道理,而是从具体入手。
“在我们红星公社,养猪是很多社员家庭重要的副业和收入来源。一头猪养好了,可能就是一家的油盐钱,孩子的学费,或者过年做件新衣裳的希望。但如果猪病了,死了,对社员家庭就是很大的损失。”
他讲述的语气很平实,带着一种来自基层的真切感。
“所以,在我看来,劁猪、治病、接生,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技术活,直接关系到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把猪养好了,社员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这就是我们基层技术员‘为人民服务’最直接、最实在的体现。”
他巧妙地将“高大上”的宗旨,拉回到了社员家庭的“油盐钱”和“新衣裳”上,朴实,却格外有说服力。几个来自基层的评委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至于个人思想改造与技术提升的关系……”廖奎话锋一转,触及了最核心也是最危险的部分。他语气诚恳,甚至带着一丝符合他年龄和身份的“反省”意味。
“我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辈传下来一些手艺,但也带着一些旧社会的习气和局限性。参加技术小组后,在公社领导的培养下,特别是在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他特意提到了这两篇着作)和与知青同志(暗示陈卫红)的交流中,我逐渐认识到,光有老手艺不够,还可能因为思想守旧,妨碍新知识、新技术的吸收。”
他在这里,主动承认了“旧习气”和“局限性”,姿态放得很低。
“比如,以前我觉得劁猪就是个力气活,下手狠点没事。后来学习才知道,要注意无菌操作,减少猪的痛苦,这其实是对集体财产更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觉得,思想的改造,就是要把个人掌握的技术,从为自己谋生、甚至带点‘技不外传’旧观念的小框框里解放出来,真正融入到为集体、为国家做贡献的大目标里。只有思想通了,方向正了,才能更好地学习新技术,提升本领,最终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他没有回避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是将其作为“需要改造”的起点,强调了在“组织培养”和“理论学习”下的进步。他把技术的提升,归结为“思想改造”的成果,完全契合了当时“政治挂帅”、“又红又专”的主流话语。
一番话,不卑不亢,既有实际案例支撑,又紧扣政治要求,既承认了“不足”,又展现了“进步”,几乎滴水不漏。
说完后,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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