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非遗之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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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浪潮初起，“非遗保护”还是个无人知晓的陌生词汇。

“非遗保护”？在当时的中国，这四个字比天书还陌生。

国家层面没有半条相关法规，地方政府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招商引资的GDP报表，那些藏在乡野、躲在老铺里的中医药技艺，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不值钱的老古董”，甚至不如外资企业带来的几台机器、几个就业岗位金贵。

没人把这些老手艺当“文化根脉”，更没人想到要保护。

这种集体性的麻木，像一道不设防的城门，让季鸿远背后的日、美势力，得以大摇大摆地闯进来，用最直白、最粗暴的方式，抢走中华传承千年的瑰宝。

他们不用设陷阱，不用玩阴谋，只需要挂着“合作建厂”，“学术交流”的幌子，再递上一点点诱惑，地方政府就会主动牵线搭桥，老匠人就会掏心掏肺地传授——这场掠夺，光明正大到令人心寒。

云南文山的三七地里，68岁的陈老佝偻着腰，指尖摩挲着刚挖出来的三七。

他手里的“九蒸九晒”炮制技艺，是陈家传了五代的宝贝，生三七有毒，经他七道工序蒸晒，毒性能去九成，药效却能翻三倍，靠着这手艺，他养活了一家三代，也让文山三七成了远近闻名的“药中珍品”。

突然有一天，一群西装革履的日本人找上门，说是日本津村制药的，想在文山建加工基地，投资500万，还能解决200人就业。

地方政府的人笑得合不拢嘴，亲自带着日本人找到陈老，拍着胸脯说“陈老你可得倾囊相授，这是为地方做贡献”。

日本人递过来的“技术顾问”聘书，每月给3000块报酬——这在当时，是陈老退休金的十几倍。

一辈子清贫的老人，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也从没怀疑过“合作”的真假。

他以为只是收了个外国徒弟，便把压箱底的诀窍全抖了出来：

什么时候加黄酒去腥，每蒸一次要晾够多久，晒的时候得避开正午的烈日，甚至判断“蒸透了”的那种手感，他都手把手地教。

日本人的摄像机没停过，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连他掀开锅盖时留的缝隙大小，都被精确记录。

一年后，津村制药的基地建起来了，陈老的“顾问”头衔却被悄无声息地撤销。

他眼睁睁看着日本人用他教的技艺，在日本生产“三七口服液”，卖价是国内同类产品的十倍，垄断了全球高端市场；

而文山的三七加工企业，只能给日本人做原料供应商，一斤三七原料卖80块，加工后却被卖到800块，十倍的利润，全装进了外国人的口袋。

陈老看着电视里日本企业的广告，广告里说这是“日本独创的先进工艺”，老人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他想找地方说理，可地方政府推三阻四，日本人更是避而不见。

不久后，这位守护了一辈子技艺的老匠人，就在郁郁寡欢中闭上了眼睛，临终前，他死死攥着那本泛黄的祖传笔记，嘴里反复念叨：“祖宗的宝贝，我给弄丢了……”

山西的小城里，王大夫的“飞针针灸”是出了名的绝技。0.3毫米的细针，他不用看仪器，凭着手感就能精准刺入中风患者的督脉十三穴，多少被判了“终身瘫痪”的病人，都被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当地人叫他“神针王”。

然后，也是突然的一天，韩国庆熙大学的“学术考察团”来了，带着先进的录像设备，说是要“交流学习”。

地方政府把这当成“国际文化交流的大事”，全程陪同，还反复叮嘱王大夫“要好好配合，给咱地方长脸”。

王大夫一辈子行医，信奉“学术无国界”，加上政府的撺掇，没半点防备。

韩国人围着他的诊疗床，从进针的角度、力度，到留针的时间、捻转的频率，拍得一清二楚；他们还以“探讨学术”为名，让他讲解取穴逻辑，画出祖传的“穴位敏感区图谱”，甚至逼着他演示如何根据患者舌苔、脉象调整针法。

半年后，王大夫在一本国际医学杂志上看到了韩国人的论文，标题赫然写着《韩式速刺疗法的原创性研究》，里面的针法、图谱，全是他当初教的“飞针”技艺。更让他崩溃的是，韩国人还申请了国际专利，反过来警告他，再用“飞针”宣传，就是“侵权”。

那些原本想拜他为师的年轻人，转头就去了韩国学“韩式速刺疗法”，说“外国的技术更正宗”。

王大夫的诊所门可罗雀，他看着墙上挂了一辈子的针灸铜人，铜人的穴位上还留着他无数次练习的痕迹，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祖宗的东西，怎么就成了别人的？”

浙江杭州的胡庆余堂，百年招牌在风中摇摇欲坠。

美国一家保健品公司找上门，想投资建厂，条件是“合作研发”胡庆余堂的宫廷膏方技艺——那是清代御医用的秘方，能“一人一方”熬制膏方，滋阴补阳，是胡庆余堂的镇店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