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广岛烈焰焚魔影,芷江降幡换新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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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夏末,重庆的酷热达到了顶峰,仿佛整个四川盆地都被扔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嘉陵江的水面上,热浪扭曲了光线,连江边的号子声都显得有气无力。但这并非那种令人绝望的死热,而是一种即将喷薄而出的燥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张力,就像是雷暴雨前那压抑到极致的宁静,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天,快要变了。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坐在这间即使拉着厚重窗帘也挡不住暑气的办公室里,手中的折扇早已被汗水浸透。我的目光穿过面前堆积如山的电报纸,落在墙上那张巨大的东亚作战地图上。地图上的红色箭头已经从广西一路向北,深深刺入了湖南的腹地,像一把把尖刀,正准备将日军第十一军最后的残躯肢解。
本月的第一周,黎明前的黑暗最为浓重,而我正在策划着给予敌人最后一击。
一日,军队的建军纪念日。但我没有心情去搞什么庆祝仪式。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衡阳。这座在一年前让我们流干了眼泪的城市,如今成了我复仇计划中的第一个祭品。
我给张发奎发去了密电。我在电文中没有使用那些冠冕堂皇的辞藻,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要衡阳。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要在十五日之前,看到青天白日旗在衡阳城头升起。我要用这座城市的光复,来告慰方先觉第十军那一万七千名英魂。
前线传来的消息显示,日军正在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冈村宁次似乎意识到了末日的临近,他下令收缩防线,将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铁路沿线的几个大城市里,企图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三日,我接到了魏德迈将军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神秘,甚至有些压抑不住的颤抖。他告诉我,美国的一支特殊航空部队已经进驻了提尼安岛,他们将执行一项可能改变人类历史的任务。
我握着话筒,心中微微一动。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那个被称为曼哈顿计划的绝密工程,终于结出了恐怖的果实。
我对魏德迈说,将军,无论你们准备扔下什么,我在地面上的进攻都不会停止。我要让日本人在看到地狱之火前,先尝尝中国士兵的刺刀。
五日,衡阳外围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新六军的机械化部队在美制重炮的掩护下,撕开了日军在衡阳南面的防线。廖耀湘打得很凶,他甚至把坦克直接开到了日军的战壕上,用履带去碾压那些负隅顽抗的鬼子。
我在作战室里,听着前线传来的战报,眼前仿佛浮现出去年衡阳保卫战时的惨状。那时候,我们缺枪少弹,只能用血肉之躯去挡日本人的坦克。而现在,攻守易位,我们用钢铁洪流去淹没他们。这就是因果报应。
六日,清晨。
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瞬间传遍了全球。
美国的一架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当情报参谋将这份电报送到我面前时,他的手在剧烈地颤抖。电报上描述的景象简直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一瞬间,整座城市化为灰烬,十几万人在高温和冲击波中瞬间蒸发,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两万英尺的高空。
我拿着电报,走到窗前,看着重庆灰蒙蒙的天空。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虽然我知道这是结束战争的必要手段,但那种毁灭性的力量,依然让我对人类的未来感到一丝恐惧。
但我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我是军人,我现在的任务是打赢这场战争。
我转身对刘斐说,立即把这个消息通报全军,并用大喇叭向前线的日军广播。告诉他们,如果不缴械,这就将是他们所有城市的下场。
七日,日军的防线开始动摇。
广岛的消息像瘟疫一样在日军中间蔓延。虽然日本大本营极力封锁消息,但恐惧是无法封锁的。那些原本还要死战到底的日军士兵,开始出现了逃亡和乞和的迹象。
本周的第二阶段,雪崩开始了。
七日的次日,苏联对日宣战。
这又是一记重锤。斯大林的百万红军,像钢铁洪流一样跨过了中苏边境,冲进了东北。关东军,这支曾经号称皇军之花的部队,在苏军的T-34坦克和喀秋莎火箭炮面前,像纸糊的一样崩溃了。
我看着地图上东北方向那一片迅速扩大的红色区域,心中五味杂陈。我知道,苏联人的参战,虽然加速了日本的灭亡,但也给我们战后的局势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外蒙古、旅顺、大连,这些名字像刺一样扎在我的心里。
九日,美国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这一次,日本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我在重庆的办公室里,甚至能感觉到那个岛国正在发出的绝望哀鸣。
十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向盟国发出了乞和照会。他们表示愿意认可波茨坦公告,但唯一的要求是保留天皇制。
这个消息传到重庆,整座城市都沸腾了。虽然还没有正式签字,但每个人都知道,胜利已经触手可及。
但我没有时间去庆祝。作为参谋次长,我必须在日本人正式缴械前,抢占尽可能多的地盘。
我给各大战区下达了紧急命令:不准停火,继续进攻。只要日本人一天不放下武器,我们就一天不停止射击。我们要把战线推到长江边,推到黄河边,推到长城脚下。
十一日,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命令,要求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向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发起全面反攻,并要求日军向他们缴械。
我看着这份通报,眉头紧锁。我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场关于接管的赛跑。谁抢占了城市,谁就拥有了战后的主动权。
我立即下令,利用美军提供的运输机,开始实施在此前就已经制定好的代号为凯旋的空运行动。我要把远在西南大后方的中央军精锐,直接空运到金陵、上海、北平这些关键城市。
十二日,我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立即着手组建受降指挥部。地点就选在湘西的芷江。
为什么是芷江。因为那是我们反攻的起点,是我们在最艰难时刻的坚守之地。我要让日本人的乞和使者,从空中飞过雪峰山,看看那些埋葬了他们几万大军的崇山峻岭。
十四日,日本天皇在这天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虽然我当时身在重庆,但通过战后的解密资料,我能想象出那副场景。在防空洞里,面对着一片废墟的东京,那个被视为神的人,终于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做出了终战的决定。
十五日,正午。
重庆的广播里传来了日本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那个有些尖细、带着古涩日语的声音,宣告了日本帝国的覆灭。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
我站在参谋本部的阳台上,看着楼下。
先是一阵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一声尖叫打破了沉默。
日本败了。
这声音像是一个火星,瞬间点燃了整座城市。
鞭炮声、锣鼓声、汽车的喇叭声、人们的欢呼声,像海啸一样席卷了重庆的山山水水。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他们哭着,笑着,拥抱着,把帽子扔向天空,把嗓子喊哑。
我看到一个断了一条腿的老兵,拄着拐杖在街上狂奔,一边跑一边大哭:娘,鬼子完了,我们赢了。
我看到一家卖酒的小店,老板把所有的酒坛子都搬了出来,见人就倒,嘴里喊着:喝,今天不要钱,喝死也高兴。
我也流泪了。
数年。两千九百二十个日日夜夜。
我们从卢沟桥退到金陵,从金陵退到武汉,从武汉退到重庆。我们丢掉了大半个中国,牺牲了几百万军队,死伤了几千万百姓。我们忍受了轰炸、屠杀、饥饿、屈辱。
我们曾经以为这漫漫长夜永远没有尽头。
但今天,天亮了。
我回到办公室,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我对着墙上的地图,对着那些在地图上已经消失的部队番号,对着那些我再也见不到的战友,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杯酒,敬给张自忠,敬给戴安澜,敬给左权,敬给方先觉,敬给每一个倒在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军人。
这杯酒,也敬给这个伟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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