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2章 《存在 的 方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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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方言》
——论《灵魂三问》中的粤语诗学与本体论叩问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星丛中，树科的《灵魂三问》以其独特的粤语表达和深邃的哲学追问，构筑了一座连接方言与存在、地域与宇宙的诗学桥梁。这首诞生于粤北韶城沙湖畔的诗作，通过"我系边个？我喺边度嚟？我要去边度？"三个本体论层面的提问，不仅延续了自屈原《天问》以来的汉语诗歌追问传统，更以粤语特有的语法结构和音韵节奏，开辟了一条用方言思考普遍性问题的诗学路径。
粤语作为汉语最古老的方言之一，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入声系统和大量古语词汇。《灵魂三问》中"我系边个"的"系"（hai6）比普通话的"是"更接近古汉语的系词用法；"边个"（bin1 go3）作为疑问代词的用法，可追溯至唐宋时期的"阿那个"；而"喺"（hai2）表示存在的用法，与《诗经》中"在"的原始含义遥相呼应。诗人选择粤语作为思考媒介，绝非简单的语言实验，而是通过方言的"古老肉身"承载现代性困惑——当全球化浪潮冲刷地域文化认同时，树科让粤语成为抵抗同质化的诗学武器，正如诗中所言"我喺我/唔系你，唔系佢"，方言在此成为主体性确认的语法形式。
诗歌开篇"我系边个？"的提问，立即将读者抛入存在主义的迷思。诗人给出的回答却出人意料："唔知几个宇宙/我喺度，我嘅道"。这里"几个宇宙"的复数表达，暗合当代物理学多重宇宙理论，将自我认知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维度；而"我嘅道"的表述，既呼应老子的"道可道"，又通过粤语特有的属格标记"嘅"，将形而上的"道"与具体的方言表达紧密结合。这种将宇宙观地域化的处理方式，令人想起张枣在《镜中》所言："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树科同样完成了从宏大叙事到微观体验的诗学转换，只不过他的"南山"是用粤语构筑的。
第二问"我喺边度嚟？"的应答更具辩证色彩："我喺中间嚟：远近/天南地北，阴阳道德……"。诗人用粤语方位词"边度"（哪里）拆解了起源的单一性，代之以"中间"这个同时包含对立项的空间隐喻。"天南地北"的并置既指涉地理方位，又暗含《周易》"天尊地卑"的宇宙观；"阴阳道德"的排列则将道家思想纳入存在溯源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嚟"（来）这个趋向动词在粤语中的独特用法——它既可以表示空间移动，也能表达时间进程，这种时空的模糊性恰好服务于诗人对存在起源的多重思考。这种语言特性带来的哲学深度，是普通话"来自"难以完全传达的。
第三问"我要去边度？"的回答形成了完美的诗学循环："我喺边度嚟/噈返边度去"。粤语副词"噈"（即）的使用，赋予这种回归以即时性和必然性。而"边度有边度？/边度冇边度……"的悖论式表达，则通过粤语特有的"有冇"对立（普通话为"有没有"），构建了存在与虚无的辩证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令人联想到禅宗公案中的"本来无一物"，但树科通过粤语的双重否定，创造了更富张力的哲学意境。末尾的省略号暗示这种追问永无止境，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而树科用粤语构筑的这个"家"，既有地域的根基，又向无限敞开。
从诗学结构看，《灵魂三问》呈现出严密的逻辑递进：从身份确认（being）到起源追溯（being），再到终极归宿（belonging），构成完整的存在论链条。诗人巧妙地利用粤语疑问词"边个边度"的音韵呼应（均以"bin"开头），在语音层面强化了三个问题的内在关联。这种音义结合的处理方式，继承了从《诗经》重章叠句到杜甫律诗对仗的汉语诗歌传统，又赋予其现代哲学的思考重量。
在修辞策略上，树科大量使用重复与变奏："我喺我我哋同道我喺我哋"的递进式重复，既强化了主体性确认，又通过复数形式"哋"（们）的引入，暗示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而"唔系你，唔系佢/仲有佢，仲有你"的对称否定与肯定，则创造出辩证的节奏感。这种修辞手法与粤语戏曲中的"排比句"传统一脉相承，体现了方言对诗歌形式的深层滋养。
从思想渊源考察，《灵魂三问》明显受到多重传统影响：屈原《天问》的宇宙追问，王维"君自故乡来"的地缘思考，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的存在主义焦虑，乃至岭南文化中"实用理性"与"神秘主义"并存的思维特质。但树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些思想资源全部熔铸于粤语的诗性表达中，创造出既根植地域又超越地域的哲学诗篇。诗中"阴阳道德"的并置，既反映广府文化对中原道统的吸收，又通过粤语发音（jam1 joeng4 dou6 dak1）赋予其新的音韵质感。
《灵魂三问》的时空坐标同样值得玩味。创作地点"粤北韶城"处于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过渡带，而"沙湖畔"的意象既具体又模糊，仿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现代方言中的投射。日期"2025.5.6"看似未来的时间设定，或许暗示诗人对诗歌超越时空的期待。这种虚实交织的处理，强化了诗歌"在地性"与"宇宙性"的双重特征。
在当代诗歌语境中，《灵魂三问》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证明方言不仅可以表达地域经验，更能处理人类普遍的存在困惑。当许多诗人要么陷入方言的民俗展览，要么追求普通话的"去地域化"时，树科开辟了第三条道路——让粤语成为思考本体论问题的哲学语言。这或许回应了巴赫金关于"语言杂多"（heteroglossia）的论述：真正的诗性语言应该同时包含"中心"与"边缘"的对话。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灵魂三问》的粤语诗学实践，为"汉语新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普通话作为通用语的时代，各地方言仍然蕴藏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可能。就像诗中所言"我哋同道：我喺我"，每种方言都是认识世界的一条特殊路径，它们的差异性恰恰构成了汉语诗歌的丰富性。树科通过粤语的"灵魂拷问"，最终抵达的却是超越方言的人类共同困惑——这或许就是诗歌最深刻的悖论与魅力。
《灵魂三问》结尾的开放式结构，暗示这种存在追问不会终止。在普通话写作占据主流的当代诗坛，树科的粤语实践犹如一声"噈返边度去"的召唤，提醒我们诗歌的源头活水或许就在那些被边缘化的方言深处。当诗人用粤语说出"我喺我"时，他不仅确认了个体存在，也扞卫了语言多样性这一更广阔意义上的"存在之家"。在这个意义上，《灵魂三问》已超越单纯的地域诗歌，成为连接方言生存与人类普遍境况的诗学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