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墨韵丹青，巴蜀风华：探寻书画家的艺术长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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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溯源：巴蜀书画的千年滥觞

早在西汉时期，巴蜀大地便已绽放出璀璨的书画光芒。彼时的成都，司马相如是文学与书法领域的双栖奇才。他创制的“气候四时书”，堪称艺术史上的奇思妙想。当春日来临，鸟兽舒展羽翼，他笔下的文字便如灵动的春燕，线条婉转轻盈，笔画间仿佛裹挟着融融暖意；夏日群兽蛰伏，字迹则厚重苍劲，恰似山间古松扎根大地，力透纸背；秋风起时，字形如漫天飘零的落叶，洒脱不羁，尽显秋意萧索；冬雪覆盖之际，墨迹凝若寒枝，清峻冷冽中蕴含坚韧。这种将四季生灵的动态与书法艺术深度融合的创举，打破了当时书法创作的固有范式，使文字超越了单纯的表意功能，升华为能展现天地韵律的艺术载体。尽管历经千年岁月，其原作难觅踪迹，但“取法自然”的创作理念，却如同深埋地下的艺术火种，在后世巴蜀书法家的作品中不断迸发新的光芒 。

成都龙泉区山泉乡的北周文王碑，是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瑰宝。碑上隶书既保留了汉隶古朴厚重的筋骨，又融入南北朝时期追求变化的时代特征。笔画粗细变化如行云流水，起笔如刀刻斧凿，雄浑刚健；收笔似蚕头燕尾，飘逸洒脱。康有为盛赞其为“精美之强独乐”，短短七字，精准概括了北周文王碑在隶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它不仅是巴蜀书法传承的重要物证，更为后世研究魏晋南北朝书法风格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样本，让今人得以跨越时空，触摸那段书法艺术蓬勃发展的历史脉络。

唐代诗仙李白，不仅诗歌豪放飘逸，书法造诣同样非凡。他的行书作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不拘泥于传统法度，将个人情感与个性尽情挥洒于笔墨之间，真正做到“得无法之法，思高笔逸”。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上阳台帖》，是李白留存于世的唯一书帖真迹。凝视此帖，仿佛能看到李白酒后挥毫的豪迈场景：字迹大小错落，笔画粗细相间，有的字如惊鸿一瞥，轻盈灵动；有的字似苍龙腾渊，气势磅礴。看似随意的笔触中，蕴含着深厚功底与超凡想象力，将盛唐自由奔放的时代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上阳台帖》既是书法瑰宝，也是李白传奇人生的生动写照，承载千年历史文化底蕴，吸引无数后人探寻其中奥秘。

二、翰墨流芳：巴蜀书法大家的独特印记

（一）破山：古刹间的禅意书风

在巴蜀的晨钟暮鼓声中，破山的书法宛如穿越时空的禅语。这位高僧将修行感悟化作笔底波澜，其作品多留存于成都文殊院、重庆梁平双桂堂等古刹。步入双桂堂，抬头望见破山题写的匾额，便能感受到笔尖与纸张触碰时的沉静力量。

破山书法笔力雄浑，笔画粗犷豪放却暗含圆润，似山间溪流，奔腾中不失婉转。其寺庙楹联字体结构独特，部分字形刻意拉长，似直插云霄，又与下方文字呼应，宛如修行者与天地对话。他常用枯笔技法，墨色由浓转淡，飞白若隐若现，恰似禅意中的“空”“无”，引人遐思。这种将禅理融入书法的境界，使宗教与艺术完美融合。后世僧人书法家多受其影响，在修行中追寻那份超然。对书法研究者而言，破山作品是研究佛教文化与书法艺术关系的珍贵样本；在收藏市场，其稀缺性与文化价值，让每幅墨迹都成为藏家眼中的珍宝。

（二）骆成骧：状元笔下的儒雅风范

骆成骧，清朝四川唯一的科举文状元，其书法如他的人生般散发儒雅气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重庆酉阳县文管所珍藏的墨迹，见证着他的笔墨风华。驻足武侯祠欣赏其对联，仿佛能看到他当年科举场上挥斥方遒的模样。

骆成骧书法兼具文人气息与庙堂风范，字体端庄规整，似身着朝服的文官，身姿挺拔。笔画提按转折精准，起笔锋芒暗藏，收笔含蓄内敛，既有楷书稳重，又有行书流畅。其作品多为诗文手稿、对联，常引用经典诗句，将书法与文学完美结合，体现深厚文化素养与清代科举文人的书法追求。在书法收藏领域，他的作品承载历史文化厚重，是研究清代科举制度与文人书法风格的重要实物资料，随着时间推移，价值日益凸显，吸引众多收藏爱好者。

（三）从苏轼到郭沫若：一脉相承的豪放书风

人们常言“古有苏东坡，今有郭沫若”，在书法艺术的星河中，这两位巴蜀文人的笔墨轨迹交织出独特的光彩。苏轼作书，大胆突破唐人尚法的森严藩篱，开创了宋人尚意的全新风尚。他主张“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将书法视为抒发内心情感的媒介。在创作时，苏轼胸无凝滞，仿佛与笔墨融为一体，挥洒自如间尽显文人风骨。他的《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字里行间，笔画的粗细、字形的大小随着情感的起伏而变化，时而如疾风骤雨，时而似涓涓细流，将被贬黄州时的孤寂、惆怅与不甘，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纸上。

郭沫若深受苏轼影响，师法其豪放洒脱的书风，在笔墨间注入磅礴气势。郭沫若的书法笔走龙蛇、汪洋恣肆，如同他激情澎湃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强烈的个人情感与时代气息。他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手迹，行草相间，笔画连绵起伏，墨色浓淡相宜。书写时，他随性而为，时而浓墨重彩，似火山喷发；时而轻描淡写，如微风拂面。郭沫若将苏轼“尚意”的精髓与自己的革命豪情相融合，使书法作品成为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从苏轼到郭沫若，跨越千年的时光长河，巴蜀书法的豪放基因代代相传，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四）近代书坛群星闪耀

近代巴蜀书坛，赵熙、谢无量、刘东父、余中英等书家各展风采，成为一时之秀。赵熙书法植根于颜真卿、苏轼，又融入北碑的雄浑，笔力遒劲，结体严谨，其楷书作品如《香宋书画集》中的墨迹，既有传统法度，又独具个性，在清末民初的书坛独树一帜。

谢无量在前文已详述其碑帖融合的创新风格，而刘东父的书法则博采众长，他对“二王”、李邕等古代书家的作品深入研习，行书流畅洒脱，楷书端庄典雅。其作品《刘东父书法集》中，笔画细腻灵动，章法布局和谐自然，展现出深厚的传统功底与文人雅韵。

余中英早年师从赵熙，后又取法王羲之、李邕，书法刚柔相济。他的行草书线条凝练，富有节奏感，在运笔过程中，提按转折恰到好处，既有北碑的雄浑，又有南帖的秀逸。这些近代书家以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共同绘就了巴蜀近代书法的绚丽画卷，他们的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的结晶，更承载着那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在书法收藏市场上也日益受到关注。

三、丹青绘韵：巴蜀绘画名家的艺术世界

（一）辉煌岁月：唐末至北宋的画坛巅峰

巴蜀绘画最辉煌的时期当属唐末到北宋。唐玄宗和唐僖宗两次入蜀，带来大批绘画人才，为巴蜀画坛注入新鲜血液。中唐以后，西蜀逐渐形成繁荣的绘画氛围，画院制度也在此发展完善，成为当时全国绘画的重要中心。

这一时期，巴蜀画家辈出，题材广泛，人物、花鸟、山水皆有卓越成就。在人物画领域，他们继承唐代传统并加以创新，画风细腻写实，注重人物神态刻画；花鸟画方面，以黄筌为代表的画家开创“黄家富贵”的风格，其特点与南唐花鸟画大家徐熙截然不同，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黄筌的作品多描绘宫廷中的珍禽瑞兽、奇花异草，画面工整细腻，色彩浓丽华贵，注重对物象细节的精准刻画，尽显皇家的富丽堂皇；而徐熙的画作则多取材于田野间的汀花野竹、水鸟渊鱼，用笔简练洒脱，色彩清新淡雅，充满自然质朴的野趣 。两种风格相互辉映，共同推动了花鸟画的发展。

黄筌的《写生珍禽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花鸟画作品，堪称工笔花鸟画的开山之作。画面中，各类禽鸟、昆虫栩栩如生，每一根羽毛、每一处细节都刻画入微。黄筌运用细腻笔触，将鸟儿羽毛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仿佛能让人触摸到柔软；昆虫翅膀透明轻盈，似下一秒就会振翅飞舞。在设色上，他大胆采用浓丽富贵的色彩，红的花朵、绿的叶子、蓝的鸟儿相互映衬，形成强烈视觉冲击。同时，通过细腻渲染技巧，使色彩过渡自然，展现生物的质感与形态。这种写实风格不仅展现其高超技艺，更奠定院体花鸟画基础，宋代及以后众多花鸟画画家纷纷效仿，在绘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写生珍禽图》也成为收藏界稀世珍宝。

（二）壁画宝库：唐宋成都大慈寺的艺术奇观

唐宋时期的成都大慈寺，曾以拥有众多名家壁画而着称天下，是当时国内少见的一座壁画宝库。北宋李之纯曾惊叹：“天下的唐画，没有成都多。成都的唐画，又集中在大慈寺。”全寺壁画共有8524壁，作者多是唐宋名家，佛教的盛行，让壁画艺术风靡一时，成都的大小寺庙纷纷以精美的壁画作为装饰，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景观。而在成都诸寺中，大慈寺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明珠，这里汇聚的壁画数量最多、艺术水准最高，堪称壁画艺术的圣殿。

唐代着名画家吴道子、孙位，前蜀的李升、诗僧贯休，后蜀黄筌父子等，都曾在大慈寺留下过惊世之作。吴道子，被尊称为“画圣”，他的壁画风格豪放洒脱，线条流畅如“莼菜条”，富有动感与韵律，传说他在大慈寺绘制的壁画，人物衣带飞扬，仿佛能随风飘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孙位的壁画则以奔放不羁的笔触和奇幻的想象着称，其作品充满神秘色彩，将观者带入一个奇幻的艺术世界。

贯休在大慈寺的壁画作品，依然延续了他独特的罗汉绘画风格。画中的罗汉造型夸张奇特，神态各异，有的怒目圆睁，有的慈眉善目，每一个形象都仿佛蕴含着无穷的智慧与力量，让人不禁驻足凝视，心生敬畏。黄筌父子则将他们擅长的花鸟画技法融入壁画创作，笔下的花鸟栩栩如生，色彩绚丽，为大慈寺的壁画增添了别样的生机与活力。

可惜的是，历经岁月的沧桑、战火的洗礼，大慈寺的众多壁画大多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文献中对这些壁画的记载，以及零星留存的艺术元素，依然能让我们想象出当年大慈寺壁画的辉煌盛况。这些壁画不仅是巴蜀绘画艺术繁荣的见证，更是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唐宋时期的绘画风格、宗教文化以及艺术交流等方面，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