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雷地豫九四、六五、上六爻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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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地豫九四、六五、上六爻辞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 簪。
九四乃君侧之位，动则衆阴悦顺，此豫之 义。豫悦之由，以阳刚而任此位，大行其志， 而天下皆悦。人能尽诚则无疑，上下因至诚而信，合而聚之，簪，乃聚髪之物。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得大行于天下，乃皆由聚所悦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
六五为君位，当豫悦之时,阴柔有沉溺之 象，故乃柔弱不能自立且耽于酒色之豫道，受 制于专权之臣，因受制于下，故有疾苦，古今 人君致危之道很多，但以纵情于乐居多，岂有 不死乎?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 中未亡也。
君位有疾，乃因侧位专权之人压制也，如 能不死，乃因侧位之刚为中正，方不致于亡。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豫之极,而以阴柔居之，乃圣人示意，凡 人之失，苟能自变,则亦可以无咎，此乃为君 子。如昏迷不知反省，必招凶。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昏冥于豫悦，乃至于终极,灾难至矣不 可长久；君子当速变。
豫卦作为《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十六卦，以"雷出地奋"的卦象构建了一幅看似和谐的政治图景。下卦坤为地，象征着民众与基础；上卦震为雷，寓意着君权与变革。当春雷破土而出，万物应声复苏，本该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治世征兆。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诠释此卦时曾言："豫者，安乐悦豫之义"，然而这种悦豫背后却暗藏着深刻的政治悖论。卦辞"利建侯行师"四字如利刃剖开表象，揭示出任何政治安乐都必须建立在对权力秩序的清醒认知之上——既要封土建侯巩固统治，又要整军经武防范危机。这种矛盾性恰似历史长河中反复上演的权力戏剧：每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都潜伏着崩塌的伏笔，每一次君臣相得的佳话都可能演变为权斗的惨剧。从西周末年的"烽火戏诸侯"到清初的鳌拜专权，豫卦所揭示的"安乐危机"始终是中国政治史上无法摆脱的幽灵，它提醒着我们：当权力舞台上的表演者沉溺于掌声与欢呼时，落幕的钟声或许已悄然敲响。
九四：权臣的"忽悠"之道
权臣的"正道光环"
九四爻辞"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构建了中国政治文化中极具迷惑性的权臣神话。此爻以阳居阴位，虽不当位却得中，上承六五之君，下乘六二、六三、初六三阴爻，形成"一阳统众阴"的权力格局。这种爻位配置被传统易学家美化为"贤臣辅政"的理想范式，正如王弼在《周易注》中所言："处豫之时，居大臣之位，履得其位，与五同功。上下休戚，系此爻也。"在这种叙事框架下，权臣的权力扩张被诠释为"济世安民"的正义之举，其个人野心被巧妙转化为"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周公旦辅政成王时"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典故，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誓言，都成为这套话语体系的完美注脚。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比卦辞更为残酷：周公摄政期间引发的"三监之乱"暴露了权力继承的血腥博弈，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对后主"亲贤臣远小人"的谆谆教诲，实则暗含对蜀汉军政大权的绝对掌控。当"阳刚中正"沦为权臣自我包装的道德外衣，"济世安民"成为揽权干政的遮羞布时，所谓"由豫"不过是精心设计的政治幻术——他们让君主相信这是"君臣相得"的盛世图景，让民众感恩这是"天降甘霖"的治世景象，却将真正的权力博弈隐藏在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之后。从霍光废立昌邑王到张居正"夺情"视事，历代权臣无不是在"正道光环"的庇护下完成权力的僭越，而这套忽悠术之所以屡试不爽，恰恰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贤臣"的道德期待与对"权臣"的现实恐惧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张力。
"朋盍簪"的政治忽悠术
"朋盍簪"三字将中国政治中的结党艺术推向了极致的美学化表达。簪本义为束发之物，古人用"簪缨"象征士大夫阶层的身份与荣耀，而"朋盍簪"则被引申为"群贤毕至，上下同心"的政治理想。程颐在《伊川易传》中对此解释道："勿疑，则朋类合聚而从之，如簪之聚发也。"这种将官僚集团比作束发之簪的比喻，巧妙掩盖了权力网络构建的本质——所谓"同心"不过是利益的暂时结盟，所谓"聚贤"实则是派系的精心构建。唐太宗李世民无疑是运用此术的集大成者：他通过"玄武门之变"诛杀兄弟登上皇位后，不仅重用李建成旧部魏徵，更创设"弘文馆"招纳天下文士，营造出"君臣共治"的和谐表象。这种政治表演奏效的关键在于"至诚"二字的巧妙运用——权臣必须将利益交换包装成道义相投，将权力倾轧演绎为忠君爱国，正如《象传》所言："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迷雾便会发现，唐太宗对魏徵的"纳谏"背后，始终伴随着对山东士族集团的警惕与防范；武则天借"北门学士"架空宰相权力时，同样打着"广开言路"的旗号。"朋盍簪"的忽悠本质在南宋秦桧身上体现得尤为露骨：他以"靖康耻，犹未雪"的爱国口号凝聚主战派，却暗中与金廷勾结，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岳飞。这种政治权术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总能将个人野心转化为"天下公心"，将派系利益包装成"社稷安危"，让整个官僚体系在"同心同德"的幻觉中沦为权臣的工具。当"簪缨"变成束缚思想的枷锁，当"朋类"沦为排除异己的利器，所谓"上下合志"不过是权力场中一场精心编排的集体催眠。
六五：君权的"沉沦游戏"
柔主困局的历史闹剧
六五爻辞"贞疾，恒不死"如同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国历史上无数君主的权力绝症。此爻以阴居阳位，本应刚健的君位被阴柔之气占据，形成"柔主在上，权臣在下"的病态权力结构。《象传》对此警示道："贞疾，恒不死，中未亡也。"这种"疾病"并非生理机能的衰退，而是政治核心的坏死——君主丧失决断力，朝廷沦为权臣的跑马场，国家治理陷入瘫痪。晚唐昭宗李晔的遭遇堪称此爻的经典注脚：他即位之初曾试图重振唐室，出兵讨伐李克用，却因禁军腐败、藩镇割据而一败涂地，最终被朱温劫持至洛阳，沦为傀儡皇帝。明代万历皇帝则演绎了另一种"贞疾"形态：他以"龙体欠安"为由数十年不上朝，将朝政托付给宦官冯保与张居正，导致"梃击案红丸案"等宫廷闹剧接连上演，国家机器在皇帝的消极怠工中逐渐锈坏。这些君主的共同特征在于：他们要么沉溺于酒色财气，如南唐后主李煜终日与宫女填词作乐；要么痴迷于修仙问道，如明世宗嘉靖帝二十余年避居西苑；要么陷入权力恐惧，如宋光宗因"绍熙内禅"的阴影而精神失常。他们就像被抽走灵魂的提线木偶，在权臣与宦官的操纵下表演着"亲政"的假象，却对逼近的危机视而不见。《周易集解》引侯果言："六五以阴处尊，四以阳乘之，是以贞疾也。"这种病理诊断揭示了柔主困局的本质：当君权丧失阳刚之气，当决策被私心杂念干扰，整个政治体系便会患上"肌无力"症——看似庞大的帝国躯体，实则只剩下苟延残喘的生命力。
"中未亡也"的政权苟延残喘
"恒不死"三字道尽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吊诡的存续逻辑。《象传》以"乘刚也……中未亡也"解释这种政权不死的奥秘，其中"中"字包含着三重相互纠缠的政治密码。第一重密码是"天命未绝"的正统叙事——汉献帝虽沦为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却凭借"刘氏宗亲"的身份维系着汉朝法统，正如《三国志》所载："（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这种正统性如同给垂死者注射的强心剂，让政权在名存实亡的状态下继续运转。第二重密码是"权臣守中"的权力平衡——明代张居正虽厉行改革、权倾朝野，却始终不敢觊觎帝位，其关键在于科举制度培育的官僚集团对"君臣名分"的坚守。第三重密码是"君主悔悟"的可能性——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后仓皇西逃，途中痛杀杨贵妃，颁布《罪己诏》，这种象征性的忏悔行为暂时稳定了军心。然而，这些"未亡"的表象背后，是触目惊心的权力异化：曹魏政权在"挟天子"二十四年后终究篡汉；张居正死后遭万历皇帝抄家鞭尸；唐玄宗的悔悟也未能阻止藩镇割据的形成。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尖锐指出："东汉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这种苟延残喘的政权存续，本质上是权力体系与社会结构的暂时妥协——士大夫集团需要"正统"维系特权，权臣需要"君主"装点门面，民众需要"秩序"维持生计，三方在"中未亡"的默契下共同表演着"天下太平"的戏剧。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如董卓废立汉献帝、宇文化及弑杀隋炀帝，整个王朝便会在瞬间崩塌，只剩下"恒不死"的政治神话在历史风中飘零。
上六：末世的"疯狂派对"
"冥豫"的末世癫狂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描绘了权力游戏最荒诞的终局景象。"冥"为日暮、黑暗之意，"豫"为喜乐、安逸之态，"冥豫"二字恰似对末世统治者的精准画像——他们在王朝覆灭的前夜，以更加疯狂的姿态追逐享乐，在绝望的狂欢中挥霍着最后一点国运。商纣王的"酒池肉林"不仅是奢靡生活的象征，更是一种政治表演：他让男女裸奔其间，长夜饮宴，以此炫耀财富与权威；陈后主在隋军兵临城下时，仍与张丽华等妃嫔创作《玉树后庭花》，歌词"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恰是末世心态的写照。这种癫狂行为背后是深层的权力焦虑——当统治者意识到无法挽回颓势时，便会通过极端享乐来掩盖恐惧，正如《象传》所警示："冥豫在上，何可长也？"晚明崇祯皇帝的行为更具讽刺性：他一方面下《罪己诏》痛陈己过，另一方面却扩大"东厂西厂"的特务统治，在朝政混乱中滥杀大臣。这种矛盾行径揭示了"冥豫"的本质：它既是对现实的逃避，也是对权力的最后滥用；既是精神崩溃的征兆，也是王朝灭亡的加速器。北齐后主高纬堪称"冥豫"的集大成者，他为宠妃冯小怜修建"玉镜台"，在晋州危急时仍坚持围猎，甚至在亡国后向周武帝乞求"乞与冯淑妃"。这种将个人情欲置于国家存亡之上的疯狂，恰似上六爻在全卦终结处的最后舞蹈——它用最华丽的舞姿，迎接最残酷的落幕。
"渝"的自我救赎幻影
爻辞"成有渝，无咎"为这场末世狂欢留下了一丝虚无缥缈的希望。"渝"意为变革、改变，暗示着即使到了王朝末路，若统治者能幡然悔悟，仍有挽救危局的可能。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后逃至成都，颁布《幸蜀西至剑门诏》，反思"朕之凉德，悔之何及"，并提拔郭子仪等将领收复两京，这种"渝"的行为被后世史学家视为"亡羊补牢"的典范。然而，这种自我救赎更多是历史书写的善意虚构——唐玄宗的悔悟未能阻止藩镇割据的形成，唐王朝在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间名存实亡。"渝"的虚幻性在明思宗朱由检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他在位十七年间，六下《罪己诏》，诛杀魏忠贤等阉党，却始终未能解决明末的土地兼并与流民问题，最终在煤山自缢时留下"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遗诏。这种悲剧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当权力结构已经腐朽，当社会矛盾全面爆发，个体的"悔悟"与"变革"不过是螳臂当车。"成有渝"的真正意义或许不在于挽救王朝，而在于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叙事——周武王伐纣时宣称"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正是利用了纣王"不渝"的历史事实；清初顺治帝为崇祯帝发丧，同样是在强调明代君主未能及时"渝"而丧失天命。这种历史书写策略制造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幻觉，让每个末世君主都寄望于成为"殷鉴不远"的例外，却不知"冥豫"一旦开始，"渝"便只是自我安慰的麻醉剂。从夏桀的"时日曷丧"到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历史上无数统治者都在"渝"的幻影中走向了最终的审判。
三爻贯通：权力兴衰的荒诞循环
九四、六五、上六三爻构成了豫卦最具戏剧性的权力三角，演绎着中国政治史上永不停歇的荒诞循环。九四权臣以"正道"之名行僭越之实，六五君主在"沉沦"之中苟延残喘，上六末世统治者则在"疯狂"里迎接终结，三者如同希腊悲剧中的命运三女神，共同编织着权力舞台的兴衰剧本。这种循环在东汉末年达到完美呈现：董卓以"清君侧"为名入京，废立少帝，玩弄权柄（九四）；汉献帝沦为傀儡，在曹操父子的控制下度过三十一年（六五）；最终魏文帝曹丕篡汉，刘禅"乐不思蜀"，孙皓"青盖入洛"，三国归晋（上六）。这套权力游戏的核心在于"忽悠"与"被忽悠"的相互强化——权臣用"致君尧舜"忽悠君主，君主用"天命在兹"忽悠民众，民众用"真龙天子"自我忽悠，整个社会在谎言的闭环中走向崩溃。
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喊，正是对豫卦哲学的现代诠释。他揭示的不仅是个人修养的境界，更是政治统治的本质：任何权力都必须在"忧"与"乐"的辩证中保持平衡，正如豫卦下坤上震的卦象所示——大地必须承载雷霆的警示，欢乐必须包含忧患的意识。然而，中国历史上真正践行此道的统治者寥寥无几：汉文帝"露台惜费"开创文景之治，却因削藩不力酿成"七国之乱"；康熙帝"勤政爱民"开创康乾盛世，晚年同样陷入"九子夺嫡"的权力漩涡。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专制体制对人性的异化——当权力缺乏有效制约时，"忧"终将被"乐"吞噬，"励精图治"终将让位于"冥豫"癫狂。
站在二十一世纪回望豫卦所揭示的权力荒诞剧，我们依然能在现实政治中发现它的影子：从某些国家的强人政治到职场中的权力倾轧，从网络空间的舆论操控到日常生活的道德绑架，"由豫"的忽悠术、"贞疾"的沉沦病、"冥豫"的疯狂态始终在以新的形式上演。豫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或许是：权力本身并无善恶，关键在于能否建立"雷震大地"的预警机制，能否保持"忧乐相伴"的清醒认知。当每个权力舞台上的表演者都能听见"利建侯行师"的警钟，当整个社会都能打破"朋盍簪"的忽悠幻象，或许才能走出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让"雷出地奋"不再预示着毁灭，而成为新生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