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霓虹迷归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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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的县城，霓虹把柏油路染得五颜六色，像顽童打翻的染料桶，黏腻地趴在路面上，被晚风吹出些晃荡的光斑。傍晚六点，“夜来香发廊”门口的粉色霓虹灯牌准时亮起，“发廊”两个字在暮色里闪得扎眼，和隔壁洗头房暧昧的暖黄灯光、斜对面录像厅闪烁的“午夜场”红字凑在一起，把这条街的夜晚烘得又暖又杂，连空气里都飘着廉价香水与油烟混合的味道。

阿美坐在理发椅上，正给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吹头发。男人是做建材生意的刘老板，每次来都点名让她上手，油亮的头发丝里夹着几根白，却总爱眯着眼从镜子里瞟她，嘴里挂着“阿美手艺好，人也靓”的奉承。吹风机“嗡嗡”地响，热风扫过男人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也吹得阿美额前的碎发飘起来。她染了栗色卷发，发梢烫得蓬蓬松松，垂在肩膀上，像挂了一串刚炒好的糖炒栗子，泛着油润的光。

“阿美啊，听说你上月提成拿了不少？”刘老板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递过来，眼神里的热意像黏在头发上的发胶，甩都甩不掉。

阿美手里的吹风机没停，嘴角牵起个软乎乎的笑：“刘哥说笑了，也就够房租和饭钱。”她的声音比十七岁时亮了些，却还是带着点糯，像浸了水的棉花，捏不出硬气来。

“够饭钱？”刘老板笑出了声，烟卷叼在嘴角，火柴“噌”地划亮，“你这模样，要是肯跟我，还用得着在这闻头发味？”

阿美把吹风机关了，拿起桃木梳把男人的头发梳得服帖，指尖避开递来的烟：“刘哥别开这种玩笑，我还得靠这剪刀吃饭呢。”

男人也不勉强，自己点了烟，烟雾从他嘴角喷出来，飘到阿美面前。她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又赶紧把眉头舒展开——桂英姐说过，发廊里的客人都是上帝，哪怕对方的话像苍蝇绕耳朵，也得笑着受着。

“夜来香”比当年青瓦镇的“靓影”大了一倍，四张理发椅并排靠墙，椅套是暗红色的人造革，边角磨出了白印子。墙上贴满最新的香港明星海报，张柏芝梳着高马尾，谢霆锋留着桀骜的长发，海报边角卷着，还沾着几根碎头发，像谁随手丢的线头。柜台里摆着进口染发膏，瓶身上的英文弯弯曲曲，价格是当年蜂花洗发水的十倍不止。桂英姐还是老板娘，只是不再穿玫红色连衣裙，改穿黑色紧身衣，把发福的身材勒得紧绷绷，脸上的粉涂得厚，一笑就往下掉渣，像戴了张劣质的面具。

“阿美，强哥来了！”桂英姐的声音从门口飘进来，带着点刻意拔高的热络，像在吆喝刚出炉的包子。

阿美抬头，看见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走进来。男人个子高，肩膀宽，头发梳得油亮，苍蝇落上去都得打滑，手里提着个黑色公文包，拉链拉得严实，一看就是揣着不少钱的主。他是强哥，也是做建材生意的，上个月来剪头发，从此就成了常客，每次来都给桂英姐带包红塔山，给阿美带点小玩意儿——上次是支豆沙色口红，上上次是盒包装精致的巧克力。

“强哥，今天吹头还是剪发？”阿美迎上去，脸上的笑比刚才真了些。

强哥看了她一眼，嘴角勾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竟有点像当年的阿明，只是阿明的虎牙带着少年气，他的虎牙旁沾着点生活的糙，像被砂纸磨过的木头。“吹吹就行，”他坐在理发椅上，身体往后靠，头枕在椅背上，“今天跑了三个工地，累得慌。”

阿美拿起吹风机，调了中档风力，热风轻轻扫过强哥的头发。他的头发软，不像刘老板的那么硬，吹起来顺手，像拂过一团棉花。她的手指不小心碰到强哥的耳朵，他猛地抖了一下，转头看她，眼神里的热比刘老板的更浓，像灶膛里的火，要把她这根柴禾烧透。

“阿美，你这头发染得好看。”强哥的声音压得低，像从喉咙里滚出来的。

“强哥喜欢就好。”阿美低下头，盯着他的发旋，不敢看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太亮，像能看穿她藏在卷发里的心事。

吹完头发，强哥付了钱，却没走，靠在门口的沙发上，掏出烟慢慢抽。他不看别人，就盯着阿美给下一个客人剪头发，烟圈在他眼前飘，把他的脸遮得朦朦胧胧。桂英姐凑过来，用胳膊肘撞了撞阿美的腰，小声说：“强哥对你有意思，你可得抓住。这男人有钱，又大方，跟了他，你还愁什么？”

阿美的脸有点红，手里的剪刀顿了一下，差点剪到客人的刘海。“桂英姐，我……”

“别我我我的，”桂英姐打断她，声音压得更低，“你都二十五了，还想在这发廊里熬到三十岁？趁年轻，找个靠山，比什么都强。”

桂英姐的话像根针，细细的，却扎得深。二十五岁的阿美，在发廊里待了八年，从青瓦镇的学徒，到县城的“红牌”，见过太多客人——有像刘老板那样动手动脚的，有像学生那样羞答答递情书的，也有像强哥这样，带着点真心又掺着点试探的。闲言碎语听得多了，“发廊妹”三个字像贴在背上的标签，撕都撕不掉。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只是想找个能靠的人，像当年盼着阿明那样，盼着一份踏实的温暖，不用她在夜里抱着枕头，想起来就掉眼泪。

阿明后来没回来。当年他去外地进货，半个月后，桂英姐收到一封皱巴巴的信，是阿明师傅寄来的，说阿明在进货的路上，被一辆失控的大卡车撞了，人没了。那天阿美正在给张婶洗头，手里的喷头“哗啦”一声掉在地上，热水溅了张婶一裤腿。她蹲在地上捡喷头，眼泪“吧嗒吧嗒”掉在瓷砖上，碎成小水花，混着洗发水的泡沫，黏糊糊的，像她当时的心情。

从那以后，阿美就不再画画了。账本的最后一页，那些歪歪扭扭的侧影，被她用橡皮蹭得发白，再也没添过一笔。她跟着桂英姐离开了青瓦镇，来了县城，染了头发，学了化妆，把十七岁的自己藏在栗色卷发和口红后面，装作一副成熟的样子，可心里的空，却像发廊里的碎头发，越积越多。

那天收工后，强哥还在门口等她。他靠在一辆黑色摩托车上，车身擦得锃亮，在路灯下泛着冷光。“我送你回去。”他说，语气不容拒绝，像在安排工地上的活计。

阿美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上去。强哥的后背很宽，她的手轻轻抓住他的衣角，摩托车“嗡”地一声冲出去，风从耳边吹过，把她的卷发吹得飘起来，像一团跟着跑的云。

阿美租的房子在县城老城区，是间小平房，只有十几平米，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像老人脸上的斑。里面摆着一张铁架床，一个掉漆的衣柜，还有一张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沙发，一坐就“嘎吱”响。强哥送她到门口，从公文包里掏出个小盒子，递给她：“给你的。”

阿美打开盒子，里面是个镶水钻的发卡，水钻在路灯下闪着光，像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强哥，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