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章 余华英拐卖儿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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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8日，贵州贵阳的清晨被一阵刺耳的警笛声划破。62岁的余华英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这个拐卖17名儿童、被称为"人贩子天花板"的女人，终于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她的故事像一部现实版《盲山》，却比电影更残酷——贫穷与堕落交织的40年里，她亲手撕碎了几十个家庭的亲情，而这一切竟始于她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标价5000元卖给了陌生人。

当余华英站在生命的终点，那些被她拐卖的孩子们，有的已经寻亲成功，与家人团聚；有的仍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回家的路；而更多的家庭，却永远失去了完整的可能。这起案件的审判过程历经波折，最终以法律的最高惩罚为这一系列悲剧画上了句号。

一、罪恶的开端：卖子换钱的"启动资金"

1.1 贫困与堕落的交织人生

余华英的人生起点在云南鹤庆县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1963年出生的她，8岁辍学放牛，17岁成了孤儿。这些本可以成为励志故事的素材，却在她16岁那年彻底跑偏——跟着大自己二十多岁的姑父私奔，村里人戳着脊梁骨骂"不要脸"，她却把这当作"追求自由"的壮举。

1984年，余华英嫁给了重庆男子王加文，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王梅花。然而，这段婚姻并未给她带来稳定的生活。1992年，王加文因盗窃入狱，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彻底崩塌。为了生计，余华英把女儿交给王加文的哥嫂抚养，自己则前往县城的一家面馆打工。

在重庆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比她大20岁的木匠龚显良。这段畸形关系里诞生的私生子，竟成了她罪恶生涯的"启动资金"。面对奶粉钱都凑不齐的窘境，这对男女通过河北中间人以5000元价格卖掉了亲生骨肉。"第一次卖娃手发抖，第五次就像卖土豆"，余华英后来在法庭上的供述，冷血得令人脊背发凉。

1.2 罪恶链条的形成

这个被当作"商品"的婴儿，不仅开启了余华英的犯罪链条，更彻底泯灭了她的良知。尝到"快钱"甜头的余华英很快组建起犯罪团伙，她与龚显良、出狱后的王加文形成"铁三角"，在云贵川交界处织就了一张拐卖网络。

余华英的犯罪团伙分工明确：她自己是团伙的主谋，负责物色目标和诱骗孩子；龚显良既是余华英的情人，又是司机，在拐卖儿童犯罪过程中，主要负责运送孩子；王加文是余华英的前夫，他在出狱后也加入团队，充当"打手"，主要防止孩子逃跑。

他们的作案手法堪称"教科书级"套路：带着亲生女儿当诱饵混入社区，用糖果玩具骗取孩子信任；专挑农忙时节下手，趁着家长无暇顾及抱走独自玩耍的孩童；建立跨省"运输线"，从西南山区拐到河北邯郸，中间人王国付负责联络买家，形成完整的"拐-运-卖"产业链。

二、十年流窜：十七个家庭的破碎

2.1 跨省拐卖的"职业"生涯

从1993年到2003年，余华英分别和龚显良、王加文等人多次前往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拐带儿童。他们的作案流程非常精细化，余华英在选择拐卖孩子的选址上也下足了功夫。她会专门挑贵州、云南、重庆的城中村，这些地方打工人多，家长忙得无暇顾及孩子。

他们会先在目标区域租房住一段时间，让女儿王梅花陪着目标孩子玩耍，从而让家长放松警惕。然后开始用"买糖"、"带你找妈妈"或"阿姨给你买新衣服"等花招骗走孩子。得手后，他们会马上坐绿皮火车，把孩子连夜送往河北邯郸，通过中间人以3000到5000元之间的价格出售。

在那个90年代，工人月薪才200多块，而拐卖一个孩子就能获得相当于普通人三年收入的暴利。这一巨大的经济诱惑，让余华英在拐卖儿童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2.2 令人心碎的受害者故事

余华英拐卖的17名儿童来自12个家庭，其中有5个家庭均被余华英一次拐走2个孩子，有的孩子被拐走后遭中途遗弃。这些被拐儿童的故事，每一个都令人心碎。

杨妞花：1995年冬天，5岁的杨妞花在贵阳被余华英以"买织毛衣的签子"为诱惑，牵着她出门。杨妞花被带上汽车、又带上火车，从此与家人分离。"在火车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妈妈在山上喊我，她带着一堆人喊着'妞花''妞花'，后边还有人喊'妞妞'"，说到这里，杨妞花声音哽咽。

在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姚寨乡姚寨村，余华英拎着瘦小的杨妞花，像兜售一个物件。一名王姓老太太以2500元的价格买下了她。妞花从此有了"奶奶"，有了新的名字"李素燕"，"李"是"奶奶"聋哑的儿子的姓。做"李素燕"的日子里，挨打和吃饭一样平常。每一棍、每一拳落在身上，杨妞花都在疑惑，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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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江华、谌江海兄弟：1993年2月28日，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贵州省安顺市熙郊公园附近以带被害人谌江华、谌江海去游戏机室玩游戏为由，将谌家二兄弟从安顺带至贵阳。因认为谌江华年龄较大不好卖，就将其安排在贵阳的一家游戏机室打游戏，将谌江海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以3500—4500元的价格卖给当地一户人家。

谌江海回忆，当时不到5岁的他和9岁的哥哥谌江华一起跟随父母来到贵州安顺，由于父母做生意十分繁忙，小江海就一直由哥哥照看。谌江海被陌生人用一包山楂片带走了，直到要上火车时，小江海才意识到这不是家的方向。"我想念父母，想念哥哥，没有记忆就是没有痛苦，有记忆才有痛苦。后来，连妈妈的模样也记不清了，记不清楚家在哪，叫什么名字，父母叫什么，我怎么能找到家，像大海里捞针。我恨自己什么也不记得。"

王艳龙、王能能兄弟：1994年10月7日，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安顺市西秀区汪家山附近，趁被害人王艳龙、王能能两兄弟无人看管之机，以带两兄弟去买好吃的为由，通过先乘坐汽车至贵阳后转乘火车，将王家两兄弟从安顺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

这对兄弟的母亲张荣仙回忆，两个儿子失踪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是1994年农历九月初三，6岁的大儿子王艳龙和4岁的二儿子王能能起床后，张荣仙给他们穿戴整齐，热饭给他们吃，但兄弟俩都不吃。王艳龙吃了两口把饭倒回锅里，张荣仙还生气地用筷子敲了他的头。

接下来两兄弟就出门去玩，3岁的弟弟也跟着去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小儿子一人回来了，没见两个哥哥。张荣仙出门去找，把儿子们平时抓青蛙的小河、捉蜻蜓的土坡都找遍了，但都没有其踪影。张荣仙的丈夫精神受到了巨大打击，曾两次跳河轻生，都被好心人救上来。再后来丈夫频频借酒消愁，引发重疾经常卧床不起，只剩她一人在打工之余带着海报奔走全国各地寻找儿子。

陈丙连的儿子：1994年7月19日，陈丙连在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因无人在家，她11岁的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百子桥附近玩耍，这时突然出现了三个陌生人，热情地递给孩子冰棒。几分钟的时间，陈丙连的小儿子就被一根冰棒拐走了。"当时我才三十几岁，我儿子丢了三天，我头发全白完了。"

此后二十余年，夫妻俩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寻找儿子，辗转福建、山东、广东多地，他们还将儿子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只为能有一丁点儿子的下落，但始终杳无音信。"我在这里看，我们同行的马上把我叫住，他说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你大儿子怎么办？你坚决不能死。"陈丙连放弃了轻生的想法。然而，在漫漫寻亲路上，陈丙连的丈夫遗憾离世。

三、法网恢恢：余华英的两次落网

3.1 第一次落网：侥幸逃脱的"张芸"

2000年，余华英第一次被抓，当时她在云南拐卖孩子，被群众举报后被抓。但由于当时DNA技术不成熟，余华英仅被拘留两个月后便被释放。这次经历让余华英更加谨慎，也让她更加狡猾。

2004年，余华英再次作案时，她使用了假名"张芸"，只承认拐卖1个孩子，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在庭审中，法官曾询问她为何使用假名，余华英回答："自己有点害怕，就用的假名字。"法官进一步追问："自己怕什么？"余华英回答："我也说不清自己怕什么，反正有点怕那种感觉。"

实际上，余华英害怕的是自己的真实身份被揭穿后，之前的罪行会被一并追究。在服刑期间，余华英表现良好，获得减刑，实际只服刑5年，于2009年出狱。出狱后的余华英并没有悔改，而是跑到重庆，改名"张素珍"继续生活，直到2022年杨妞花的姐妹报警，警方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发现她与当年通缉照片一模一样，才最终将其抓获。

3.2 关键转折：杨妞花的复仇

杨妞花是被余华英拐卖的儿童中的一名，也是最特殊的一名。是她，亲手将余华英送上了被告席。

杨妞花被拐是在1995年，她5岁时。邻居余华英以"买织毛衣的签子"为诱惑，牵着她出门。杨妞花被带上汽车、又带上火车。她没有得到毛衣签子，家在身后，越来越远。

在被拐后的日子里，杨妞花虽然被迫改名"李素燕"，但她从未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火车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妈妈在山上喊我，她带着一堆人喊着'妞花''妞花'，后边还有人喊'妞妞'"，杨妞花牢牢记住了自己的名字和家乡的呼唤。

2021年，已经结婚生子的杨妞花开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寻亲视频。大约半个月后，她的堂妹看到了视频，帮助她找到了亲生姐姐桑英。当杨妞花得知父母在自己被拐后的几年间相继去世，她决定为父母讨回公道。她辗转多地，为警方提供线索，希望能将当年拐卖她的人贩子余华英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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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6日，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对杨妞花被拐卖一案立案调查。24天后，余华英在重庆大足落网。杨妞花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余华英打我，她在哪个角落打的，怎么打的我都清楚记得，我永远都不会记错的，我为什么能记住她的长相，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她好像低估了我一个5岁孩子的记忆，我记得她的长相，并且记着她的名字。"

四、漫长的审判：从11名到17名受害者

4.1 一审：正义的初判

2023年9月18日，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被告人余华英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伙同龚显良（已故）为牟取非法利益，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得手后二人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中间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期间共拐卖儿童11名。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素燕（即杨妞花）、张晓峰、侯通通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万元。

一审宣判后，余华英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她在上诉中认为量刑过重，并提供了新证据以求轻判，但遭到检方反驳；对于杨妞花提出的880万的民事赔偿诉求，余华英表示"自己愿意赔偿，但没有赔偿能力"。

4.2 二审：发现新的犯罪事实

2023年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在庭审中，余华英对一审认定其拐卖儿童11名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当庭认罪。但对于死刑判决，她认为量刑过重。其辩护人提出，余华英有坦白情节，建议从轻处罚。

然而，在二审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余华英在云南省还涉嫌拐卖其他儿童的犯罪事实。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遗漏原审被告人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上诉人余华英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

4.3 重审：从11名到17名的受害者

2024年10月11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阳再次开庭审理。中国新闻周刊从被害人方代理律师王文广处获悉，除原一审法院认定余华英拐卖11名儿童外，经过补充侦查，检方还指控其涉嫌拐卖其他6名儿童，被拐儿童数量从11名增加至17名，分别来自12个家庭，其中5个家庭均被余华英一次拐走2个孩子，有的孩子被拐走后遭中途遗弃。

这6名新增的受害者中，包括余华英与丈夫王加文拐卖的2名儿童，还有余华英另与龚显良（已故）作案2起、拐走两对兄弟共计4名儿童，余华英与龚显良将其中的3人拐卖至河北邯郸，将另一名年龄稍大的儿童留在贵阳一家游戏厅内，后该名儿童遇到好心人被送至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下回到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