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章 隋唐风云之王仙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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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深秋，山东濮州（今山东鄄城北）的旷野上，一场罕见的旱蝗灾害已持续半年有余。曾经肥沃的农田龟裂如老树皮，缝隙里嵌着枯黄的草屑，连最耐旱的谷子都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秆上爬满的蝗虫还在贪婪地啃食最后一点绿意。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惨淡的橘红，旷野里听不到往年秋收时的欢笑声，只有饥民们无力的呻吟——他们提着破篮子，在田埂上翻找着能果腹的草根，有的孩子实在饿极了，抱着母亲的腿哭喊，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就在这时，一队身着皂衣的官府差役骑着马奔来，马蹄踏过干裂的土地，扬起阵阵尘土。他们手持皮鞭，闯入附近一个破败的村落，踹开一间间茅草屋。“缴税！缴税！”领头的差役腰间挂着铜铃，铃铛随着他的动作叮当作响，却透着一股催命的寒意。一个白发老农跪在地上，双手捧着仅存的半袋杂粮，苦苦哀求：“官爷，这是我们全家最后的口粮了，求您留一口吧！”差役却一脚踹翻粮袋，杂粮撒了一地，瞬间被围观的饥民抢食一空。“交不出税，就拿人抵！”差役说着，就命人把老农拖拽在地，皮鞭如雨点般落下，老农的哀嚎声与孩子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这便是晚唐末年，底层百姓生活的真实缩影。

人群中，一个身材魁梧、面容刚毅的汉子攥紧了拳头。他身高八尺有余，穿着粗布短打，腰间别着一把磨得发亮的弯刀，正是濮州当地有名的私盐贩子王仙芝。他看着差役远去的背影，又望向围拢过来的饥民眼中的无助，突然振臂高呼：“官府逼得我们没活路，不如跟他们拼了！”这声呐喊，如惊雷般划破死寂的夜空，起初只有几个人响应，很快，越来越多的饥民抬起头，眼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当天夜里，王仙芝聚集了数千走投无路的饥民，在长垣（今河南长垣）的土台上插起一块木板，木板上用炭笔写着“天补平均”四个大字——这场看似仓促的起义，就此撕开了晚唐腐朽统治的第一道裂口，点燃了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之火。

要理解王仙芝为何能一呼百应，必先看清他所处的时代——一个早已千疮百孔的晚唐。自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朝的盛世便如过眼云烟，留下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赋税苛重的烂摊子。到唐僖宗在位时（873-888年），王朝的统治已濒临崩溃，而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接连不断的天灾与人祸。

安史之乱后，唐朝为安抚叛将与立功将领，设立了大量节度使，这些藩镇“拥兵自重，政令自出”，不仅不向中央缴纳赋税，还时常互相攻伐，甚至反叛朝廷。河北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自唐代宗以来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节度使的任免全由藩镇内部决定，中央根本插不上手。比如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父亲去世后直接自立为节度使，朝廷派兵征讨，打了几年也没能平定，最后只能默认他的地位。为了抵御藩镇叛乱，朝廷不得不扩充禁军，军费开支激增——唐穆宗时，禁军与藩镇兵的军费已占国家财政的八成以上，而这些负担，最终都通过赋税转嫁到了百姓身上。

更黑暗的是宦官专权。晚唐的皇帝，大多由宦官拥立，甚至被宦官谋害。唐僖宗继位时年仅十二岁，朝政完全由宦官田令孜把持。田令孜被僖宗称为“阿父”，他把朝廷当成自己的家产，肆意卖官鬻爵，将官职明码标价：节度使一职需缴纳三十万缗钱，刺史需五万缗，连最低级的县尉都要数千缗。有个叫崔荛的人，花了十万缗买了个陕州刺史，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搜刮百姓，甚至把百姓的门窗拆下来卖钱，当地百姓恨得牙痒痒，后来起义军攻来时，百姓们主动打开城门，把崔荛绑起来送给了起义军。当时民间流传着“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歌谣，正是对这种黑暗统治的控诉。

苛捐杂税更是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唐朝中期推行的“两税法”，本以“夏秋两季征税，以资产为标准”为原则，到了晚唐，却被统治者肆意篡改——除了两税，还新增了“盐税”“酒税”“茶税”“青苗钱”“折估钱”等数十种苛捐杂税，甚至连农民的农具、房屋都要缴税。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僖宗时期，一户中等农户的赋税，比唐玄宗开元年间增加了十倍以上。有个叫张全义的农民，家里只有三亩地，一年要缴的税却够买十亩地的粮食，他实在缴不起，只能卖掉自己的女儿，最后还是被逼得加入了起义军。

雪上加霜的是，从咸通末年（873年）开始，关东地区（今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接连爆发严重的自然灾害：咸通十四年（873年），河南、山东遭遇大旱，“赤地千里，麦禾无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乾符元年（874年），蝗灾肆虐，“蝗虫自东而西，蔽日遮天，所过之处，草木皆尽”，连皇宫里的树木都被蝗虫啃得光秃秃的；乾符二年（875年），又逢暴雨，黄河决堤，河南、安徽等地“洪水泛滥，村落漂没，百姓流离失所”，无数人抱着门板、树干在洪水里挣扎，最后还是沉入水底。

天灾人祸之下，百姓的生活陷入绝境。《资治通鉴》中记载：“关东饥馑，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许多农户为了活命，不得不卖掉子女，有的甚至把刚出生的婴儿扔到河里，因为“养不活，不如让他早点解脱”。而官府不仅不加赈济，反而催逼赋税更急——正如当时的诗人聂夷中在《咏田家》中所写：“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仙芝的起义，绝非偶然的“草莽作乱”，而是底层百姓对腐朽统治的绝望反抗。

王仙芝的出身，决定了他比普通农民更具反抗的勇气与组织能力。他生于濮州一个贫苦农户家庭，自幼丧父，靠母亲纺线织布勉强糊口。十五岁时，母亲病逝，无依无靠的王仙芝为了活命，加入了当地的私盐贩子队伍——这个在晚唐时期充满危险与反抗精神的群体。

为何是私盐贩子？这要从晚唐的盐铁官营制度说起。自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以来，盐便成为国家垄断的战略物资，唐朝也不例外。安史之乱后，朝廷为弥补财政亏空，对盐价一再加价：唐玄宗开元年间，盐价仅为每斗十钱；到唐德宗时，涨到每斗三百七十钱；唐僖宗时，更是飙升至每斗九百钱——相当于一户农民半个月的生活费。官盐价格昂贵，百姓根本吃不起，有的人家一年到头都吃不上盐，只能用咸菜汁代替，私盐便应运而生。

私盐贩子从盐场低价购盐，再偷偷运往各地贩卖，价格仅为官盐的一半，深受百姓欢迎。但朝廷为了维护盐税收入，对私盐贩子的打击极为残酷：《唐律疏议》规定，“贩私盐一石以上，杖一百；二石以上，徒三年；五石以上，绞刑”，连购买私盐的百姓也要受罚。为了对抗官府的追捕，私盐贩子们往往结成团伙，配备刀枪弓弩，甚至组建武装队伍。他们常年在山林、河道间穿梭，既要躲避官府的巡查，又要防备土匪的劫掠，逐渐练就了过人的胆识、精湛的武艺和严密的组织能力。

王仙芝加入私盐团伙后，很快就展现出过人的能力。他身材魁梧，力气大得能举起三百斤的盐袋，而且为人仗义，每次分盐钱时，总是把多的分给家境困难的兄弟；遇到官府追捕，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掩护大家撤退。有一次，他们的盐队在河南商丘附近遭遇官府围剿，差役们拿着弓箭围上来，眼看就要被擒，王仙芝抄起一根扁担，打翻了两个差役，又夺过一把刀，劈开一条路，带着兄弟们冲出了包围。这次事件后，王仙芝成了濮州一带私盐贩子的首领，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干。

在多年的盐贩生涯中，王仙芝走遍了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亲眼目睹了百姓的疾苦与官府的残暴。他曾在河南开封遇到一个叫李大娘的农户，丈夫被差役打死，儿子被抓去当兵，家里只剩下她和一个六岁的孙女，为了活下去，李大娘只能靠捡别人扔掉的烂菜叶为生。王仙芝看在眼里，拿出自己卖盐赚的钱，给了李大娘一些粮食和碎银子，还帮她把死去的丈夫安葬了。这件事传开后，更多百姓知道了“濮州王大哥”是个敢跟官府作对、肯为穷人出头的好汉，有的百姓甚至主动给盐队通风报信，告诉他们官府的巡查路线。

同时，王仙芝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江湖好汉，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他起义伙伴的黄巢。黄巢是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出身盐商家庭，家境比王仙芝富裕，却也因贩卖私盐与官府结怨。黄巢自幼熟读诗书，文武双全，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因“宦官当道，科场腐败”屡试不第。一次落榜后，他在长安的客栈里写下《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字里行间，已透露出对晚唐统治的不满与反抗之志。

王仙芝与黄巢相识于一次私盐运输中。当时，王仙芝的盐队要把一批盐从山东运到安徽，途中要经过曹州，而黄巢是曹州一带的盐贩首领，负责护送盐队过境。两人在曹州的一家酒馆见面，刚聊了几句，就听到外面传来马蹄声——官府的巡查队来了。王仙芝刚要起身，黄巢却按住他，低声说：“别急，看我的。”只见黄巢让人把盐袋藏到酒馆后院的地窖里，又让伙计们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自己则拿着一壶酒，走到巡查队首领面前，笑着说：“官爷，辛苦了，喝杯酒暖暖身子？”首领本来想搜查，见黄巢态度恭敬，又得了好处，便挥挥手让队伍走了。

这次事件后，王仙芝与黄巢成了莫逆之交，经常一起商议“如何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王仙芝曾对黄巢说：“如今官府不仁，百姓受难，我们不能再只做私盐生意，总得为天下穷人做点什么。”黄巢则回应：“若有一日，你举旗反唐，我必率部相从。”这番对话，为后来两人合兵起义埋下了伏笔。乾符元年（874年）深秋，当濮州的饥民再次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时，王仙芝知道，“做点什么”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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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符元年（874年）十一月，王仙芝在长垣正式起义。他没有复杂的仪式，只是在土台上放了一面用红布做的旗帜，旗帜上绣着“天补平均”四个大字——这是他和几个核心兄弟商量了好几天才定下来的口号。土台下，数千饥民围着，有的手里拿着锄头，有的拿着镰刀，还有的拿着木棍，眼神里满是期待。王仙芝站在土台上，声音洪亮地说：“乡亲们，如今皇上昏庸，宦官当道，官府只知搜刮，不管百姓死活。我们种地却吃不饱，织布却穿不暖，这样的日子，你们还能忍吗？我王仙芝今日起兵，就是要替天行道，补苍天不公，均天下贫富！愿意跟我走的，以后有饭吃，有衣穿！”

“天补平均”——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首次明确提出“平均”思想。在此之前，农民起义多以“替天行道”“反暴政”为口号，而王仙芝的“平均”主张，直接触及了晚唐社会贫富分化的核心矛盾，精准击中了百姓的痛点。话音刚落，饥民们便齐声高呼：“愿随王大哥反唐！”一个叫赵三的老农，颤巍巍地走到土台前，跪下说：“王大哥，我儿子被差役打死了，我跟你反了，就算死，也要拉几个贪官垫背！”接着，越来越多的人跪下，呼喊声震彻云霄。

起义军最初的装备极为简陋：大多手持锄头、镰刀、木棍，只有少数私盐贩子出身的骨干配备刀枪。但他们士气高昂，作战勇猛，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场“为活命而战”的抗争。起义军首先攻克了长垣县城，打开官府粮仓，将粮食分给百姓——消息传开后，周边州县的饥民纷纷前来投奔，短短十几天，起义军便扩充到数万人。有个叫孙二娘的女子，丈夫被官府抓去做苦工累死了，她带着村里十几个妇女来参加起义军，王仙芝见她们虽然是女子，却个个精神抖擞，便让她们组成了一支“女子队”，负责运送粮草、照顾伤员。

乾符二年（875年）正月，王仙芝率领起义军攻克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濮州是黄河岸边的重镇，官府在此驻扎了数千兵力，刺史是个叫李侃的贪官，平日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起义军攻城时，百姓纷纷登城助战：有的为起义军送梯子，有的从城上往下扔石块砸官军，有的甚至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李侃见势不妙，带着几个亲信从后门逃跑，起义军顺利占领濮州。进城后，王仙芝下令：“只杀贪官污吏，不扰百姓！”起义军士兵们严格遵守命令，把李侃家里的粮食和钱财分给百姓，还打开了监狱，放出了被关押的无辜百姓。百姓们感激涕零，有的送水，有的送粮，还有的直接加入了起义军。

同年六月，王仙芝又攻克曹州（今山东曹县）。曹州是中原重镇，也是黄巢的故乡。此时，黄巢已在家乡聚集了数千人，听闻王仙芝攻克曹州，便立即率领部众前来会合。两支起义军合兵一处，兵力达到十余万，声势震动中原。王仙芝与黄巢在曹州的州衙里歃血为盟，黄巢端着一碗酒，对王仙芝说：“大哥，今日我黄巢率部来投，愿与你共破大唐，共享太平，若有二心，天打雷劈！”王仙芝也端着酒，说：“贤弟，有你相助，何愁大事不成！以后我们兄弟同心，定要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随后，黄巢被推举为“副帅”，协助王仙芝指挥起义军。

起义军在山东、河南一带转战，所到之处，官军望风而逃。他们的战术灵活多变：遇到弱小的官军，便集中兵力歼灭；遇到强大的官军，便游击周旋，避开主力；攻克城池后，从不滥杀百姓，只杀贪官污吏，打开粮仓赈济饥民——这种“杀官济民”的做法，让起义军获得了越来越多百姓的支持。据《旧唐书·僖宗纪》记载，起义军“所过州县，百姓归之如流，官军莫敢撄其锋”。在河南许昌，有个叫刘崇的官军将领，看到起义军善待百姓，又想到自己平日里被上司克扣军饷，便带着数百名士兵投降了起义军，王仙芝不仅没有惩罚他，还让他担任了将领，刘崇感激不已，后来在战斗中屡立战功。

唐朝朝廷起初并未将这支“草莽之军”放在眼里。唐僖宗当时正沉迷于马球、斗鸡，对朝政毫不关心，有一次他和宦官们玩马球，还得意地说：“朕要是参加马球科举，肯定能中状元！”宦官田令孜则认为“一群饥民作乱，不足为惧”，只派了一些地方官军前往围剿。结果，这些官军大多“贪生怕死，敷衍了事”，有的甚至未战先逃，反而被起义军缴获了大量装备。在山东兖州，一支官军奉命围剿起义军，刚走到半路，就听说起义军有几万人，将领吓得赶紧下令撤退，士兵们也跟着逃跑，连武器都扔了一路，最后被起义军追上，杀得大败。

直到乾符二年（875年）九月，起义军逼近洛阳，朝廷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洛阳是唐朝的东都，若被起义军攻克，后果不堪设想。唐僖宗慌忙任命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率领禁军三万余人，以及河南、山东等地的藩镇兵，前往镇压起义军。宋威是晚唐名将，曾参与平定庞勋起义（868-869年），颇有战功。他率军抵达河南后，对起义军采取“围堵拦截”的战术，试图将起义军困在山东、河南一带。

但王仙芝与黄巢早已料到官军的策略，他们决定避开官军主力，率领起义军南下，进攻唐朝的“财赋重地”——江淮地区。江淮地区（今江苏、安徽、湖北一带）是唐朝的漕运枢纽，也是朝廷主要的盐税、茶税来源地，素有“天下赋税，江淮占半”之称。起义军南下，不仅能摆脱官军的围剿，还能切断唐朝的财政命脉。乾符三年（876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生擒汝州刺史王镣——王镣是宰相王铎的堂弟，他的被俘，让朝廷上下一片恐慌。唐僖宗甚至下旨“赦免王仙芝罪，许以官爵招安”，但王仙芝此时志在天下，拒绝了招安。他对前来招安的宦官说：“回去告诉你们皇上，若想招安，就得先免了天下百姓的赋税，杀了那些贪官污吏，否则，我王仙芝绝不投降！”

随后，起义军继续南下，先后攻克郢州（今湖北京山）、复州（今湖北天门）、随州（今湖北随州）等地，直逼扬州——唐朝最大的商业城市。扬州节度使高骈连忙向朝廷告急，田令孜不得不从长安调派禁军驰援。起义军见扬州防守严密，便转而进攻蕲州（今湖北蕲春）——这里，成为王仙芝起义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蕲州刺史裴渥，是个典型的“投机官僚”。他出身名门，却没什么本事，靠家族关系才当上刺史。见起义军势大，他知道硬拼必败，便想出了“招安”的计策。裴渥与王仙芝之间，还有一层特殊关系：他曾与王仙芝生擒的汝州刺史王镣是同科进士，而王镣此时仍在起义军中，裴渥便通过王镣与王仙芝联络。

裴渥派了一个亲信，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王仙芝。信中说，他愿意向朝廷上奏，请求授予王仙芝“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左神策军是禁军的核心部队，押牙是中级武官，负责统领士兵，监察御史则是正八品的文官，负责监察官员，对于出身底层的王仙芝来说，这已是“一步登天”的待遇。同时，裴渥还承诺，打开蕲州城门，供应起义军粮草，与王仙芝“约为兄弟”，以后互相照应。

亲信把信交给王仙芝后，又添油加醋地说：“王将军，裴刺史说了，您要是接受招安，以后就是朝廷的大官，再也不用过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了。您的兄弟们，也能跟着您沾光，说不定也能当个小官，养家糊口不成问题。”王仙芝拿着信，心里泛起了嘀咕。他出身私盐贩子，一辈子被官府视为“贼寇”，如今能获得朝廷的正式官职，摆脱“反贼”的骂名，甚至能进入禁军，这对他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更重要的是，起义军虽然声势浩大，但缺乏稳定的粮草供应，长期作战也导致伤亡惨重——他想起那些在战斗中死去的兄弟，想起他们临死前还在喊着“要吃饭，要活命”，心里不禁动摇起来：“是不是可以通过招安，为兄弟们谋个安稳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