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夏林煜这个死对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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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之战的败绩如沉铁般压在贞晓兕心头。

尚未喘息,鸿胪寺案头已堆满吐蕃动向的密报。作为新任主簿,她感受到的不仅是职务之重,更是一种在历史洪流中试图理解“人性”与“动机”的沉重。

贞晓兕展开卷宗,目光停在景龙四年那行记载:金城公主和亲,两国再称“翁婿”。

在她眼中,这层亲属关系更像一场精心编织的认知失调实践——中宗朝廷需要以和亲维系“天朝上国”的体面,构建“天下大同”的叙事,以此疗愈军事失利带来的焦虑。

“翁婿”之称,则是一种合理化机制,用拟亲缘关系调和战争与和平在认知上的矛盾。然而现实很快击碎了表象。

同年,姚州群蛮联合吐蕃反叛。

贞晓兕在纷繁文牍中,看到了更底层的驱动:生存本能与机会主义。

对群蛮而言,叛与降无非是夹缝中的生存策略。而安西都护随即侵扰吐蕃边境,在她看来,正是“挫折—攻击理论”的体现——愤怒必须找到出口,以维持心理平衡。

吐蕃随后的举动,让她见识到高明的心理博弈。他们以赠金城公主“汤沐邑”为名,贿赂鄯州都督杨矩,兵不血刃取得河西九曲。

贞晓兕批注道:“禀赋效应的逆向运用,兼及道德脱钩的典型案例。”

她分析:割让土地对唐朝是“失去”,而人对失去的痛苦远大于得到的喜悦。吐蕃正是利用唐朝内部对“即将失去”的钝感,以及“公主汤沐”这一高尚名义进行的道德包装。

杨矩本人,则演绎了典型的道德脱钩——他将受贿从“卖国”罪名中剥离,自我说服这只是权宜之计,甚至自以为促成了和平。

当吐蕃大将盆达延十万铁骑压境,消息传至长安,朝廷上下弥漫着群体性焦虑。贞晓兕目睹这一情绪催生两个后果:

一是重新起用刚被免官的薛讷,背后是损失厌恶——帝国无法承受再败,宁用有“污点”却熟悉敌情的将领;

二是杨矩的自杀。她合上卷宗,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罪人伏法,更是个体在认知失调与心理预期彻底崩塌后的自我毁灭。

十月,吐蕃再侵渭源。

玄宗下诏欲亲征。

贞晓兕立于鸿胪寺阁楼,远望征发队伍,心中澄明:

吐蕃的“求和”与“突袭”,是典型的双刃剑策略,通过制造心理预期与现实的落差,打击唐军士气与判断。而玄宗的亲征诏书,与其说是军事部署,不如说是一场宏大的印象管理——他需要以强硬姿态重塑权威,对冲内部质疑。

“所谓天下大势,”她在自己的那本相当于日记的《鸿胪散录》中写道,“不过是无数个体与群体的欲望、恐惧、算计与自我欺骗,在时间中碰撞激荡而成的巨浪。鸿胪寺的案牍之下,埋葬的不是文字,是人心……”

她把《吐蕃赞普言行录》最后一册插回书架,抬眼便看见夏林煜立在鸿胪寺档库门口。阳光从窗棂斜射进来,将对方的影子拉得极长,像一柄笔直的史笔,戳在青砖地上。

“贞主簿,”夏林煜先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史官特有的金石味,“听说你又把河西九曲之失,归为‘禀赋效应’与‘道德脱钩’?史家之笔,竟成了市井说书。”

贞晓兕一笑,拍去手上尘灰:“史家之笔若只会写‘大义’二字,便看不见九曲地里埋着的杨矩私心。”

夏林煜迈步进来,官袍下摆扫过门槛,像要故意惊起一滩尘埃。

夏林煜瞥见她案头那本显眼的《鸿胪散录》,冷笑道:“贞主簿每日涂涂写写,莫非是要学司马迁,着书立说?”

贞晓兕合上册子,平静回应:“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我无此大才。只是人心如棋,局后不复。若不即时记下对弈时的万千心绪,后世看到的,不过是一张冰冷的棋谱罢了。夏林煜要的是棋谱的‘正’,我求的,是棋手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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