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首级、悬街与归降的浪潮，阙特勒的刀与暾欲谷的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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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武力炫耀，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威慑操作”。涉及的目标受众，不仅仅是长安的百姓，更是那些蠢蠢欲动的四夷藩邦，尤其是那些刚刚归附或仍在观望的草原部族。

通过公开展示强大敌人的悲惨下场，大唐帝国在向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挑战天威者，虽强必戮。这是一种目的在于建立“安全权威”形象的社会心理学实践，它极大地满足了帝国臣民的集体安全感，同时也对那些潜在的挑战者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心理恐吓。

这一“悬首”事件，果然产生了立竿见影的“从众效应”和“安全需求”爆发。

首先做出反应的，是那些原本在突厥羽翼下，如今失去依靠的部落。“拔野古、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也都归降了唐朝”。

贞小兕见证了此时空，唐玄宗的确展现出了——天朝君主的胸怀与手腕，下令“将降众安排在大武军以北”。

紧接着，更大的惊喜接踵而至。

“稍后，契丹酋长李失活（最初反叛的契丹酋长李尽忠的堂弟）、奚人酋长李大酺也率众归降”。贞小兕对叔父说：“脱离中原王朝长达二十一年的契丹与奚人，重新回归了唐朝的朝贡体系。“

朝廷对此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唐玄宗下诏：

封李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并将其下属的八个部落酋长全都拜为刺史。

任命将军薛泰率领唐军前往镇抚。

封李大酺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

一时间，鸿胪寺的案头堆满了关于安置、赏赐、礼仪的文书，贞小兕忙得不可开交。

在这些纷繁的政务中，她清晰地感受到了群体心理的微妙变化。

这些部落的归附，绝不仅仅是政治站队，更是群体在失去强大保护伞后，出于生存本能，急切地寻找新的“安全基地”的心理过程。强大的唐帝国，此刻成为了他们心理上的避风港。

然而，北方的故事并未因阿史那默啜的死亡而结束，反而进入了更加扑朔迷离的篇章。

阿史那默啜死后，汗位自然传给了他的儿子，“小可汗阿史那匐俱”。

但是，突厥内部的权力结构早已暗流涌动。第一任可汗阿史那骨咄禄的儿子——阿史那阙特勒，一直心怀不满，意图夺回本应属于自己一系的汗位。

很快，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爆发了。

阿史那阙特勒“发动政变，杀死了小可汗阿史那匐俱及其兄弟、亲信”，然后，“拥立自己的哥哥、左贤王阿史那默棘连为可汗”，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毗伽可汗，突厥国内称之为“小杀”。

这段权力更迭，充满了家族内部的“情感创伤”与“权力欲”的纠葛。

值得注意的是，毗伽可汗在即位后，“坚决辞让，要把汗位让给弟弟阿史那阙特勒”。这并非完全的虚伪，其中可能包含了复杂的“愧疚心理”和对弟弟拥立之功的感激。

而阿史那阙特勒的“不接受”，则体现了其出色的政治智慧和对局势的清醒认识——他深知由兄长出面更能稳定人心，而自己掌握军权才是真正的权力核心。最终，毗伽可汗任命阙特勒为左贤王，“全权负责军事”。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分配模式，建立在兄弟间某种脆弱但当时必需的心理契约之上。

新生的毗伽政权，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纷纷降唐”的烂摊子。毗伽可汗的“十分担忧”，是典型的“领导者压力应激反应”。

在这种困境中，他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充满心理学智慧的决策：他起用了阿史那默啜时代的参谋官，自己的岳父，年已七十多岁的暾欲谷作为自己的首席谋臣。

暾欲谷，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者，是草原上典型的“智慧老人”原型。

他的确“足智多谋，深受突厥国人的信服”，这意味着他拥有极高的社会公信力和情感影响力。

他的复出，本身就是一剂强大的心理稳定剂，给惶惶不安的突厥部众带来了急需的“确定感”和“延续感”。

果然，随着突厥国内逐渐安定，被唐朝安置在河曲（今黄河河套一带）的突厥降众，出现了大规模的心理波动，“又有不少人逃了回去”。

”这种大规模的叛逃，什么是其背后的驱动力呢？“叔父问道。

贞小兕答：”可能正是王晙奏疏中指出的，就是那种…深植于心的…“文化认同…”与“血缘地缘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