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准备反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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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庆。山城的雾气似乎也带着沉甸甸的重量，压得人喘不过气。杜聿明回到了这座战时陪都，没有鲜花，没有欢迎，只有无尽的审视和窃窃私语。他被安排在一个闲职上，名为“休养”，实则是被暂时搁置，承受着战败带来的无形鞭挞。

巨大的愧疚感和羞耻感日夜啃噬着他的内心。野人山里累累的白骨、士兵们绝望的眼神、戴安澜临终的嘱托……这些画面如同梦魇，反复在他脑海中上演。他曾是统率数万精锐的兵团司令，意气风发，如今却成了败军之将，背负着数万袍泽性命的沉重十字架。巨大的心理落差和道德谴责让他几近崩溃，一度将自己锁在房间里，望着配枪，内心进行着激烈的天人交战。了结自己，似乎是一种解脱，一种谢罪。

但就在最黑暗的时刻，那些牺牲将士的面孔变得更加清晰。他们信任他，跟随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海鸥将军（戴安澜）临死前念念不忘的是“部队”和“抗战”。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会希望自己的长官以自杀来逃避责任吗？不！绝不会！他们渴望的是复仇！是用敌人的鲜血来祭奠英灵！

一股强烈的、近乎偏执的念头从杜聿明心底升起：他不能死！他必须活下去，必须重返战场，必须用胜利和敌人的头颅，来洗刷这份耻辱，告慰死去的弟兄！自杀是懦夫的行为，活着承受痛苦，并最终战胜敌人，才是真正的偿还！

他整理好军装，剃须净面，尽管眼神依旧疲惫痛苦，但多了一丝决绝。他主动求见＊＊石。

黄山官邸，气氛凝重。杜聿明笔直地站在＊＊石面前，深深低下头：“校长，学生有罪！缅北之败，责全在我杜聿明一人！决策失误，指挥不当，致使数万忠勇将士埋骨异域，损我国威，辜负了您的信任！学生……罪该万死！恳请校长严惩！”

＊＊石看着眼前这位曾经的爱将，如今形销骨立，满面悔恨，心中亦是复杂难言。他固然恼怒其败绩，但也知缅北之败原因多重，非杜聿明一人之过，且其嫡系第五军损失最为惨重，其心痛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杜聿明此刻的态度——不推诿、不狡辩，坦然认罪，只求重返战场戴罪立功——这符合他对黄埔学生应有的气节和担当的期望。

沉默了良久，＊＊石缓缓开口，语气严厉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回护：“光亭，你确实有负党国重托！此次损失，痛彻心扉！你的罪过，岂是一句认错就能抵消的？”

“是！学生明白！学生不敢求恕罪，只求您能给学生一个机会，一个重返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的机会！学生愿赴汤蹈火，马革裹尸，绝不皱一下眉头！只求能多杀倭寇，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雪恨！”杜聿明抬起头，眼中燃烧着近乎疯狂的复仇火焰。

＊＊石又沉默了片刻，最终挥了挥手：“罢了。知耻而后勇，善莫大焉。你的处分，军委会自有公论。眼下滇西形势紧张，日军窥伺怒江，你且先去昆明行营，协助龙云（昆明行营主任）整饬防务，戴罪图功吧。至于重返缅甸……待时机成熟再说。”

虽然没有立刻得到重返缅北战场的命令，但获得了戴罪立功的机会，能够回到距离前线更近的地方，杜聿明已是感激涕零。他再次敬礼：“谢委员长！学生定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托！”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他必须用行动重新证明自己。

就在杜聿明于重庆和昆明经历内心煎熬与寻求救赎的同时，印度蓝姆伽训练营，则是一片热火朝天、脱胎换骨的景象。复仇的渴望化作了近乎自虐的训练热情。

李锦的中国驻印军第一集团军，是蓝姆伽当之无愧的核心和拳头。

·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以原新38师为基干，补充了大量从国内空运来的知识青年兵员。孙立人治军极严，完全采用美式训练方法，强调火力、机动和官兵素质。部队步兵战术、炮兵协同、工兵作业水平进步神速，求战欲望极其强烈。

· 新二军（军长沈德威）：“磐石坚垒”的风格依旧，但在美式装备和训练下，防御变得更加主动和富有弹性。沈德威狠抓反坦克和阵地构筑训练，他的部队是未来攻坚和固守的可靠保证。

· 第七军（军长楚南河，实际训练由韩晓征主导）：重建工作卓有成效。虽然失去了德式重装甲，但美制的M4谢尔曼坦克、M3斯图亚特坦克、M10坦克歼击车以及大量的卡车、吉普车，使得第七军迅速恢复并转型为一支高度机械化的突击力量。韩晓征虽然无法再亲自驾驶坦克冲锋，但他将自己对装甲战的深刻理解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特别强调步坦协同、长途奔袭和故障排除。装甲兵的魂，被保留了下来。 李锦本人则不断巡视各部队，观摩演习，与史迪威及美军教官团争论战术细节，确保训练符合未来反攻缅北丛林、山地作战的实际需要。他的超越视野使得他经常能提出一些让美军教官都感到惊讶的战术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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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军直属部队基本建制尚存，但除重炮，特战，通信部队外，其余部队伤亡较大。

梁卫国的第二集团军（此时仍主要在编练中，以后续国内补充部队和收容的散兵为基础）也在加紧组建和训练，虽然装备和训练水平暂不及第一集团军，但同样士气高昂。

整个蓝姆伽，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熔炉，将失败、屈辱、仇恨与美式装备、先进技战术融合在一起，锻造着一柄寒光四射、渴望饮血的复仇之剑。

而在遥远的云南保山、弥渡地区，另一支特殊的部队也在悄然重生。经过李锦的极力保荐和＊＊石的最终首肯（蒋也认为需要一支特色部队用于滇西和缅北作战），新编第三军的番号被重新启用。

军长人选，正是创造了东路撤退奇迹的周卫国中将(晋升)。这一任命在国内军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个黄埔九期生、资历尚浅的将领跃升军长，实属罕见。但周卫国独特的敌后生存和特种作战经验，以及他带回来的那几百名历经血火考验的老兵种子，成为了说服各方的最有力理由。

这支部队被赋予了明确的定位：山地丛林作战与特种突击。优先补充兵员时，注重挑选云南、贵州等地熟悉山地环境的士兵，以及身体素质好、文化程度较高、有冒险精神的青年。装备上，全部换装美械，但侧重自动化武器（汤姆逊冲锋枪、M1卡宾枪、BAR）、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火箭筒、野战电台、以及大量的爆破和攀爬器材。

训练完全不同于常规部队。周卫国将其在德国所学和缅北实战经验相结合，制定了极其严苛的训练大纲：长途武装越野、野外生存、渗透侦察、攀岩泅渡、偷袭破袭、引导炮火、小分队协同……训练伤亡率甚至比蓝姆伽还高。政治部主任由林风眠挑选的精干人员担任，强化爱国主义和仇日教育，同时灌输忠诚于这支部队特有的“狼群”精神。

这支重建的新三军，规模或许不如其他军，但其独特的作战能力和狠辣的风格，注定将成为未来反攻中一支令人胆寒的奇兵。他们像一群磨利了爪牙的饿狼，潜伏在怒江东岸，等待着扑向猎物的时机。

蓝姆伽的训练如火如荼，反攻的渴望与日俱增。史迪威提出了他精心策划的“安娜吉姆”计划。这个计划雄心勃勃：以中国驻印军（X部队）从印度雷多出发，向东攻击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最终夺取密支那；同时，动员和装备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Y部队），强渡怒江，向西攻击腾冲、龙陵、芒市，与X部队在缅北会师，彻底打通中印公路。

从纯军事角度看，这是一个大胆而正确的战略构想。然而，史迪威在推动这一计划时，却屡屡犯下致命的政治错误。

他不断向华盛顿抱怨＊＊石政权腐败、无能、消极抗战，要求美国政府向蒋施加巨大压力，迫使蒋交出对中国军队的更多指挥权，并全力投入Y部队进行反攻。他甚至私下表示，应该用美援物资作为要挟的筹码。

更糟糕的是，在与＊＊石及其代表（如宋子文、何应钦）的会谈中，他言辞激烈，态度傲慢，屡屡提及缅北失败的“教训”，几乎是指着鼻子指责蒋和其将领指挥失误（虽未明说杜聿明，但意指明确），要求必须由他来主导反攻，中方必须无条件配合。

这些言行，深深地刺痛了＊＊石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和作为一国领袖的权威。缅北之败本就是他心中巨大的伤疤和耻辱，史迪威却一再揭开并撒盐。在蒋看来，＊＊威不是在帮助中国，而是在借机攫取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践踏中国的主权。两人之间的信任已荡然无存，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石对“安娜吉姆”计划的态度转为消极和拖延。他以Y部队准备不足、装备匮乏、后勤困难、英国人不配合（英军确实对反攻缅甸兴趣不大，重心在欧洲）等种种理由，搁置了计划。一方面这是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是他对史迪威的反制和拖延战术。中美联盟的最高层面，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白宫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威与＊＊石关系的彻底破裂感到震惊和担忧。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维持重庆政府的抗战决心至关重要，而史迪威的强硬态度正在危及这一战略目标。同时，他们也需要史迪威的专业能力来训练和指挥驻印军。

为了解决这场危机，罗斯福总统决定派出一位德高望重的特使前往重庆进行斡旋。最终，他选定了自己的亲密顾问，前陆军参谋长，性格温和、善于沟通的帕特里克·J·赫尔利少将。

赫尔利带着罗斯福的亲笔信和“不惜一切代价稳住＊＊石，推动反攻计划”的指示，飞抵重庆。他的到来，暂时缓解了剑拔弩张的气氛。赫尔利没有像史迪威那样强硬，他更多地倾听＊＊石的抱怨和顾虑，表示理解中国的困难，承诺会敦促英国履行义务并提供更多援助，并委婉地劝说，为了共同的事业和打通外援通道，反攻是必要的。

赫尔利的斡旋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石的态度有所软化，同意继续向Y部队提供美援装备（虽然速度不快），并原则上不反对反攻计划，但在具体实施时间、指挥权细节、英军配合程度等问题上，仍设置重重障碍。史迪威则对赫尔利的“妥协”感到不满，认为这是对蒋的纵容。

局面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僵持：蓝姆伽的X部队磨刀霍霍，焦急等待进攻命令；云南的Y部队（包括杜聿明、以及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第二十集团军霍揆彰等部）在慢慢换装和训练；重庆和华盛顿之间进行着复杂的政治博弈；而日军则在缅北和滇西加紧构筑工事，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