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4章 延安的争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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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敌后，八路军、晋绥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全力“消化”着“连线”战役带来的巨大红利。

广阔的新解放区需要巩固。

党的组织、民主政权、民兵武装如同雨后春笋般在曾经的敌占区建立起来。

减租减息、恢复生产、兴修水利、组织合作社等等，一系列措施紧锣密鼓地推行，旨在将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经济和民心的坚实基础。

但在太行山基地周围八路军的区域，却出现新的麻烦，太行山基地辖区的繁荣出现“吸虹效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当一些原本生活在八路军控制区边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百姓，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举家迁往传闻中的基地辖区，

并在不久后托人捎回口信，证实了那些传闻并非虚妄之后，一股暗流开始涌动。

一股“人往高处走”的趋势，很快引起了八路军地方干部的注意，开始向上打报告。

面对太行山基地的“虹吸效应”及其背后那套迥异于传统苏式计划经济模式的实践，

在延安内部激起的波澜，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深邃和汹涌。

延安存在着一个数量可观、且拥有相当理论水平和影响力的群体，

他们大多有留苏背景，或长期在共产国际框架下工作，是坚定的“国际派”或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干部。

尽管以毛委员为代表的“本土实践派”逐渐掌握了领导权，

但这些“苏联背景”的干部依然分布在宣传、理论、党务乃至部分军事岗位上，

他们或许不掌握核心决策权，但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看法，却足以在党内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当关于“东山模式”的详细报告

（尤其是其“包产到户”、“地摊经济”和“物质激励”等具体做法）

在党内一定层级传开后，这个群体首先感到了理论上的震惊和困惑。

在一次非正式的理论研讨会上，一位戴着深度眼镜、曾留学莫斯科的理论干部扶了扶眼镜，语气严肃地发言：

“同志们，我们必须保持清醒！

东山地区的某些做法，比如将土地实质上划归农户长期使用，鼓励小商小贩，

这与我们一贯主张的集体化、计划经济方向是否存在原则性的背离？

这会不会滋长小农意识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这符合我们革命的最终目标吗？”

他的发言引起了不少在场人员的低声议论和点头附和。

另一位宣传工作的干部补充道：

“是啊，我们一直在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集体力量。

现在东山那边靠‘单干’和‘市场’搞活了经济，

老百姓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