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4章 延安的争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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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下面的宣传工作很难做，有些基层同志甚至产生了思想混乱。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和解释这种现象？”

这些质疑和担忧，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了中央领导的案头。

这不仅仅是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更触及了意识形态的纯正性和革命路径的根本问题。

面对来自内部的压力，核心领导人的处理方式，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精神：

毛委员并没有压制这些声音，反而在一定的会议上引导讨论：

“有争论是好事嘛，说明我们的同志在思考。对于东山同志的做法，我们不要急于扣帽子、打棍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们那边粮食增产了，武器造出来了，群众拥护我们抗日，这就是最大的道理。

我们首先要看的，是有没有利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周副主席在多次内部讲话中巧妙地为“东山模式”定性：

“柯明义同志的做法，是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为了最大限度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战而采取的特殊策略。

这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政策，更不是我们未来的方向，而是一种战时非常手段。

它的成功，恰恰证明了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灵活性和包容性。”

中央通过内部指示和高级干部会议，明确传达：

“东山模式”是战术层面的创新，服务于战略层面的抗日目标。

我们党的总路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没有丝毫动摇。

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理论干部，要从抗战全局的高度理解和支持这种探索，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的争论。

对于那些提出质疑但有真才实学的“国际派”干部，中央并非弃之不用，而是巧妙地引导其发挥长处。

这场内部的争论和博弈，并没有导致分裂，反而在核心领导层的引导下，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本土实践派” 更加坚定了实事求是、灵活应对的路线，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清理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残余。

“苏联背景”干部 虽然内心可能仍存疑虑，但在组织纪律和抗战大局面前，基本保持了服从。

其中一部分务实者，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将苏联的宏观规划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对于“东山模式”，延安在官方层面保持了“不宣传、不推广、不禁止”的模糊态度，

但在实际操作中，默许甚至鼓励其管辖下的地区，根据自身情况，有限度、有选择地借鉴那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

“东山模式”的影响，绝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吸虹”，更在延安内部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涤荡。

它迫使包括“苏联背景”干部在内的所有人，去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

使得延安的决策层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变得更加务实和灵活。

这股暗流，为日后更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埋下了重要的伏笔。